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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耗散結構理論的誕生為先導的系統自組織理論或者說複雜科學的興起，與以整體方式觀測宇宙演化過程的系統式思想一道，在堅持自然觀和歷史觀相統更的基礎上，不僅為人們提供了一幅世界自組織的自然圖景，而且也提供了一個觀察自然和社會的新角度。這種非線性的思維、整體思維、關係思維過程思維為其主要特徵的考察事物運動變化的方式，我們可稱之為複雜性探究方式，或者說複雜思維。由於通過這種描述方式所得出來的結論更接近於真實的世界圖景，從而使之有了廣泛的應用，並形成為一種跨學科的方法論。
線性與非線性本來是數學中用來描述不同型數關係的概念。從幾何圖例或函數圖像上看，線性指的就是直線性，非線性即非直線性，即曲線性。這種區分在數學上是簡單的、清楚的。在現實世界中，具有線性相互作用的系統和具有非線性相互作用的系統，這二者之間有著質的區分，具有十分不同的屬性。在線性相互作用的系統中，兩個量之間是一種比例關係，即存在一個比例常數，而這一常數的存在表明這種線性相互作用在時空上是均勻、對稱的，在性質上是等價的，即具有某種相同的性質。當然性質等價並不是全等或所有的性質都相同，而是指某方面的性質相同。這種性質上的等價關係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可加性和可分性。因為只有相同性質的事實間才能夠加和分。在相加或相減過程中不會產生也不會喪失某些原來的性質，即不會產生新的東西。 而與這種線性相互作用的同一性、等價性、單一性、均衡性和對稱性相反，非線性關係的第一個整體特徵就是它的多樣性。而多樣性是複雜的基礎，也是複雜之源。因此，是否存在非線性的相互作用，在本體論上講，就構成了複雜性區別於簡單性的一個基本標尺。當然，複雜性是相對於簡單性而言的，在認識論上具有相對性。它們之間的區分不僅取決於主體的認識能力，也取決於主體的認識目的和需要。 具體而言，對於同一認識對象，不同的認識主體或同一認識主體在不同的認識階段（即不同的認識水平）對於二者的區分是不同的；同樣，主體的認識目的和需要決定了認識主體對認識客體的認識層次，同一認識對象在不同的認識層次上，其簡單性抑或複雜性的界定顯然是不同的。因此，「描述事物的複雜性，首先應該約定把描述限定在某一層次，離開層次談事物的複雜性，複雜性就是一個無法度量的具有無限深度的虛假問題」。 從科學史上看，自德謨克利特和亞里士多德以來，科學家就篤信在世界的紛繁複雜之下，必定潛藏著某種「簡單物」和「簡單力」。這使我們習慣於從秩序的角度看世界，而認為世界具有相對簡單秩序。如今，這種「簡單性思想正在瓦解，你能去的任何地方都存在著複雜性」。複雜性科學揭示：世界本質上是複雜的，線性的相互作用和規則簡單的秩序乃是一種特例，而非定則。這是因為當時的數學工具對非線性關係無能為力，對付非線性的惟一方法是將其「線性化」。近代經典科學的興起就是在這種方式的支配下才得以確立的。 既然世界從本質上講是非線性的，而線性只是一種特例，因此，在這樣一種非線性的世界中，我們必須用一種非線性思維。首先，對於一個複雜的非線性系統，如果要想比較全面地認識其本質狀態，我們就需要盡量從認識的角種不同的層次、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徑將問題提出來，而不能滿足於那種一因一果的簡單解釋。當然，由於人類認識的有限性，以及複雜系統中無窮的非線性相互作用，從而使得人類難以達到那種完滿的理想效果，因此，采用某種簡化的方式是必要的。科學認識的目的並不追求簡單，但卻可以追求簡化。在這一點上，協同學從方法論角度把複雜性與簡單加以綜合而提出簡化方法對於我們是十分重要的。這種方法既不忽視事物演變的複雜性，又不被淹沒在紛繁的雜亂之中。由於役使原理「減少了複雜系統中的大量自由度，協同學就不僅僅是啟發性的、數學化的、經驗和可檢驗的，而且也是經濟的。這也就是說，它滿足了著名的奧卡姆剃刀原理，這一原理告訴我們除掉多餘的實體。 其次，非線性思維要求我們排除那種對複雜系統的演化進行長期預測的僭妄，而堅持一種有限度的預測觀。複雜性科學揭示，混沌或潛在是非線性系統的本性。一個系統中最小的不確定性通過反饋耦合而得以放大，在某一分叉點上引起突變。使即使是一個簡單的系統也能發生驚人的複雜性，從而令整個系統的前景變得完全不可預測。「即使我們已知初值和邊界約束，系統仍有許多作為漲落的結果的態可供‘選擇’。」因此在非線性世界中，精確預測在實際中和理論上都是不可能的。諸如蝴蝶扇動翅膀那樣的隨機事件，原則上是可能影響全球的天氣動力學的。在社會活動領域，人們的行動能夠而且正在影響著未來的事件。因此，完全預測有可能變成一種自我滿足或者自欺欺人的預言。 當然，具有混沌事件序列的非線性系統並不排除局部的可預測性，以足夠高的精確度對系統的短期進化做出預測是可以的。但是我們不能對此過於樂觀。由於在進行預測中所用的可預測模型都有一定的可預測時間，一旦超過這種時間限制，那麼，可預測性將會減少，並以不同的速度趨於零。預測系統的預測水平，既不可通過改進測量儀器也不可能通過精確預測模型來改進。盡管如此，我們仍然需要對於預測的可靠支持。而人作為社會預測的主體，具有能動性、主觀性，其存在的合理性是對未來社會進行合理性預測的前提。合理預測之所以必要，在於人們對未來能充滿不是空想的希望，不抱悲觀的態度，使符合人性之必要的事實能夠出現，使人類生存的價值意義持之以恆。 此外，非線性思維還對實踐者提出了一種更高的要求。在當代世界中，技術的進化已經成為一種變化的推動力量，影響著多種多樣的生活方式要素。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已經前所未有地影響了幾乎所有的領域中的人的生活方式。世界正在成為充滿數量巨大的計算系統世界，複雜性在不斷增長。與以往相比較而言，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種以高度組織結構複雜性和網絡連接為特徵的社會，尤其是一個國家的經濟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運動的作用。正是經濟活動所具有的這種飄忽不定的性質，使得人們不得不面對不可預見的未來進行決策
從整體上看，在近代尤其是20世紀上半葉，西方哲學的主流思潮是分析性的、還原論的，這種思維方式是把自然現象還原為機械運動，進而分解為基本零部件來認識其構成和功能。但還原的每一步，實際上都是對整體、對過程、對複雜性的一種抽象和切割，都喪失著原有的部分關係和屬性。由於在基本粒子層次上的可分性將具有全新的意義，部分甚至可以大於或包容整體，因而無論對象是否無限可分、那種機械論意義上的終極基元都只是一種虛幻的實在。於是，當面臨相互作用和關係特徵所不能忽略的複雜性時，例如發現放射性和電子時，便會有「實在依存主體」或「物質消失」之類的莫名驚詫了。因而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是有缺陷的，它通過設定基元的孤立不變性而忽略了實在的關係特徵和整體性。「直到如今，當科學在研究不斷變得更為複雜的過程和系統時，我們才認識到純粹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近代科學思想，特別是萊布尼茨的單子論，強調單子的複合性、結構層次性，在一定程度上闡發了總體性的某些性質，但囿於機械性和形而上學性的局限，堵塞了從了解部分到了解整體再到洞察普遍聯系的道路，因此歸根結底不能科學地描述整個世界的有機統一。 隨著19世紀的自然科學革命，自然科學開始進入了整體化發展的時代，成為「關於過程、關於這些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關於聯系—把這些自然過程結合為一個偉大整體—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量子力學所導致的世界圖景是：世界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統一了慣性和引力，他在晚年用全部精力試圖把萬有引力、電磁力、弱相互作用和強相互作用等四種力統一起來，從而構成一個系統總體性的「統一場論」，以此來說明在自然界的各種紛繁複雜、千差萬別的現象背後的內在統一性、完善和諧性。的確，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中，而且由來已久。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個整體主義的全球視野，才能把握住這個世界及其各個部分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用整體觀點去看世界，要求我們建立起相應的整體方法論。系統方法就是在系統論的發展中逐步成熟起來的，它是直接訴諸於整體，通過研究整體的性質和結構，獲取對整體的認識的方法。 貝塔朗菲的一般系統論認為，系統的性質功能和運動規律只有從整體上方能顯示出來，因為系統的整體呈現了各個組成要素所沒有的新特徵，「複雜現象大於因果鏈的孤立屬性的簡單總和。解釋這些現象不僅要通過它們的組成部分，而且要估計到它們之間的聯系總和。有聯系的事物的總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體水平的功能和屬性的系統」。當然，對事物整體的認識，本身就包含著對構成這一事物的部分的認識。那種僅僅強調從整體上把握現象和過程而忽略對部分進行認識的整體主義方式，往往是籠統的、含混的。同時宇宙全息論認為，部分存在於整體之中，而且整體也存在於局部之中；不認識部分就不能理解整體，同樣，不認識整體也不能理解部分。 分形學也揭示：自然界的許多複雜的物理現象都具有分形結構，也就是說，分形體的整體具有某種相似性。因此，我們在從整體中來認識事物的部分的同時，也可以通過部分來認識事物的整體。此外，由於任何一個系統總體又是更大系統的一個部分，由於不同系統的有機結合方式和特點的不同，從而出現了不同質的系統總體形式和多層次性。因此在強調認識整體的整體性的同時，也不能忽略部分中亦有整體。 系統論的思維方式強調事物的整體性，要求從事物的普遍聯系來認識對象，但是這種思維方式並不忽視部分和整體的內在有機關聯性，並不排除對事物采取分析的方法。由於系統是由要素構成的，通過對事物要素的分析，有助於對事物整體的宏觀把握。例如，從社會系統的發生，可以把整個社會系統的要素分為物質、能量、信息；根據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可以把社會的要素分為三個領域：自然、社會、思維；從社會結構上看，社會系統可分為經濟、政治、文化；從社會主體的存在狀況，可以把社會系統的要素分為個體、群體、社會等等。而耗散結構理論和協同學的發展，則把系統方法對整體的研究進一步動力學化了。這種理論揭示：遠離平衡態的系統通過功能耦合的自組織過程，導致了遠離熱平衡的不可逆結構的相變，會不斷自生出新的有序性。當耗散系統與環境的能量相互作用達到某個臨界值時，微觀元素的複雜的非線性合作產生出宏觀模式。例如場電勢、光波、雲彩、植物、動物、社會或經濟力量、情感乃至思想，都可以形成以序參量為標誌的宏觀現象，他們不可能還原到系統的原子、分子、細胞、集體等微觀水平上，而是代表了真實的宏觀現象的屬性。因此從本質上講，複雜系統乃是反還原論的。 （三）關係思維 傳統思維對事物的考察總是從某一實體性的事物出發，但事實上，演化的單元並不是孤立的實體，而恰恰是由實體與周圍環境要素所組成的一種組織模式，從而使得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必須以一種關聯的思維來進行分析和考察。 從科學發展來看，20世紀初的相對論通過揭示實體的時空性質對於參考系的相關依賴性，打破了客觀性的概念，使之成為相對的關係化的概念。懷特海也正是由此而得出了早期宇宙就是「事件場」，「自然就是一個過程」的本體論思想。他所強調的事件之間的相互包容關係體現出一種內在關係論的觀點。在他看來，真正的現實就是「徹底的患難與共」。而量子力學則由量子性質對於測量儀器的依賴性，表明量子本質上的不可分性，使人們原則上不再能無限精細地劃分量子客體和測量儀器之間的界限而去認識客體的「自在」狀態，而只能認識作為相互作用結果的量子現象整體。 這些對物理世界的內在關係特徵揭示，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觀察和分析問題的關係論視界。我們可以由此擺脫那種「絕對主體」的地位和外在性眼光，回復到作為自然界之一部分的真實地位。也就是說，「當尋求生活中的和諧時，人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自己在現實戲劇中既是演員又是觀眾」。（丹麥‧波爾《原子物理和人類知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宇宙學的「人擇原理」認為，如此這般的宇宙是同人的存在有關的，是「人擇」的結果。人所要認識的宇宙同人的認識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人類只能在一定條件下的宇宙中存在（不排除存在不具備這種條件的其它宇宙），他所面臨和認識的也只能是具有這種條件的宇宙。這就是人類認識由其存在所決定的無法避免的局限性。所以，自然科學認識絕不能脫離人及其活動，相反，人是在參與自然的活動中來認識自然的。用普利高津的話說：「自然界不能從外面來加以描述，不能好像是被一個旁觀者來描述。描述是一種對話，是一種通信，而這種通信所受到的約束表明我們是被嵌入在物理世界中的宏觀存在物。」人同自然的對話，「向自然提問的活動性是它內在的活動的一部分」。 如果說機械論堅持一種認識論上的主客二分模型，強調的是「分」的模式和個體的獨立自主性，那麼在關係論視野中，則堅持個體只有在與環境、背景、的關係中才能得以存在、定義、描述和認識。就自然觀而言，我們或許從哥白尼的日心說拋棄宇宙論意義上的「人類中心論」開始，就逐步把自身的存在展現到一個廣袤無垠的時空序列中去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揭示出人類是鑲嵌於生物進化鏈中的，而發端於愛因斯坦的現代宇宙學，又揭示出人類與自然具有不可分的依賴關係特徵，顯示出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本質上相互規定、相互作用的關係。在這種相互規定和相互依賴中，關係者脫離了關係就失去其意義，部分也不能離開整體而獨立存在。 從認識論上說，盡管主客二分和對象性思維或許是為認識過程所必需的一個認識階段，但截然的主客二分和絕對的客體性理想未免失之蒼白。因為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客體的一部分、現象的一部分，因而只能有一種「內在性眼光」；同時人類又是自然界大家庭中的特殊一員，是具有思維著的精神以意識到自身和自然的生物，因科學認識又必然有一種「人類學的特徵」。人類在自然界中的這種特有的物理學地位和生物狀態，決定了他們的認識必然源自自然、依賴自然而又要超越自然。這樣，在機械論範式下曾使主體與客體相分離的認識論，在關係論視野中便成為溝通主體與客體、人類與自然的橋樑。這種關係論視野中的自然觀範式清楚地表明，自然觀的中心不再僅僅是關於自然的觀念，還應有對這種觀念的人的自覺。只有在這種人與自然的關係中，才能更明確地揭示出人與自然的相互規定，從而更深刻地認識自然。人既不是上帝分封的大自然的監護人，也不是精美造物（機器）的贊美者和鑒賞者，人與自然並非兩個彼此分立、外在的存在序列，而是一種內在的統一。 在變革自然的實踐中，人類建起自己的人化自然圖景，更建立起適合自身生存、滿足自身需要的人工自然。無疑，這種人工自然既保留了自然的屬性，也體現著人類的想像力和創造性，且日益成為對人類更為直接、更為重要的自然環境。但歸根結底，人類與自然是互相依存的，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目前所面臨的資源短缺、環境污染、臭氧空洞、物種滅絕……「這種事情發生得愈多，人們愈會重新地不僅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說上個世界末的物理學危機主要是一種理論上主客二分的認識論危機，揭示出舊自然觀悖謬並引導了一種關係論視野，那麼20世紀末科學乃至整個人類面臨的則是一種實踐中的人類遠離自然生態學危機，一種危及人類生存的本體論危機，它呼喚著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關係論審視，呼喚著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和發展的深入探討。 過程思維 自古希臘以來，西方民族思維的基本特點是，將連續的運動軌跡分為不連續的、靜止的質點，這表明他們不習慣於處理動態、連續的現象。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於這種思維模式的鼓勵，牛頓力學所處的對象，就是一個無數質點的總和，其間缺乏真正的連續性、動態性，它在哲學上的表達即為時間的外在性、間斷性，從而將真正的時間排除在科學的視野之外。 而相對論、量子力學所揭示的客體性質在與其環境的整體關係中的生成性，粒子物理和場論所揭示的大多數基本粒子的不穩定性和生滅轉化性，非平衡態熱力學所揭示的系統在開放和遠離平衡態條件下借以形成新的穩態的宏觀有序結構的自組織性，尤其是大爆炸宇宙論在對宇宙早期熱歷史的「考古」中所揭示的物質的種種形式（如粒子、輻射、真空等）和性質（不對稱、時空等）的生成和演化，都回應著古希臘「自然」一辭的本義，成為生成論轉向的標誌。 從哲學上看，法國哲學家柏格森通過將創造性、新奇性帶入現在科學思維中，從而極大地衝擊了近代機械思維模式。其核心概念是「綿延」。綿延是一種不能用知性和概念來描繪，而只能以直覺來把握的、不可預測而又不斷創造的連續質變過程。是包容著過去又面向將來的一種現時的生命衝動。（見﹝法﹞柏格森：《創造進化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顯然，柏格森的「綿延」概念與機械論世界觀中的那種靜態的、間斷的空間概念相對立，代表了一種動態的、持續不斷存在；同時，這種綿延狀態還代表了一種不可預測、不可重覆性，意味覺新形式的源源不斷出現。綿延就象一條川流不息的河，「這是一條無底的、無岸的河流，它不借可以算出的力量而流向一個不能確定的方向。即是如此，我們也只能稱它為一條河流，而且這條河流只是流動。」（柏格森《形而上學導言》商務印書館1963）。 柏格森力圖用這種嶄新的時間觀念表達一種全新的進化觀念。他認為，進化論中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適應現象的起源，達爾文的適應概念雖說是一個簡單的明晰的概念，但是，他將適應的產生完全歸於一種外在的原因，即環境對不適者的淘汰，而沒有考慮到有機體內在的主動性。同時，達爾文的變異建立在偶然性、隨機性基礎上，亦即變異的發生與有機體整體功能的無關。可是，偶然的、隨機的變異又如何造就出一個在結構和功能上都無比協調有序的整體呢？為此！柏格森反對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為出發點，他認為，自然的進化過程通常是從被動開始，稍後，它就建立起一個主動適應的機制。柏格森認識到，既不存在和諧的自然計劃，也不能希望從物種創造中發現一個智慧, 造物主的干預。即使存在一個上帝，那也不應該將上帝理解成控制進化的明確實體，而應該理解成該持續的創造過程的本身。他把「生命衝動」視為萬物的本質，認為這種「原初推動力」是生物和非生物的共同根基，生命進步的真正原因在於生命的原始推動，生命衝動是宇宙意志，是世界起始階段就業已存在的一種「力」，一種生成之流。這種作用的方向並不是預先決定的，但它具有瞬時性、延續性，所以，分享了綿延的特性。柏格森承認生命對環境的適應是進化的必要條件，但不是進化的充份原因，它不決定進化的一般方向，更不代表進化本身。柏格森還認為，生命的進化過程還伴隨著不確定程度的增加。進化的作用就在於將某些不確定因素注入到物質（演化流程）中去。不確定性越多，自由度越大，這正是進化過程中創造性的由來。柏格森宣稱：「我們是自己生活的創造者，每一瞬間都是一種創造。」 不過，柏格森也看到，貫穿於有機體之中的進化之力或生命衝動並不是盡善盡美的，它是一種有限的力量，對自己要完成的工作總會顯得力不從心，從而在超越自身的過程中步履艱難。這就表明，現存的物種並不是一種完美的存在，而是一個有著固有局限的大自然作品。惟有不完美，它才能繼續進化。這一看法和達爾文類似。不過柏格森和達爾文進化二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分歧：第一，柏格森雖然承認達爾文所認為的變異的本質原因在於個體固有的差異而不是後天獲得的習性，但他堅決反對達爾文的偶然變異觀。第二，柏格森尤為看重生命進化的主動創造性因素，把創造看成是新事物、新秩序源源不斷地涌現出現的過程，未來在任何意義上都是敞開的，其中沒有目的實現，更不會有預定的計劃；與之相反，達爾文進化論過份強調生物體對外界環境的依賴作用而徹底忽視了有機體的自主力量。 正如複雜性科學表明，事物的進化根本上取決於事物內部的自組織力量，即任何一個遠離平衡態的系統，它都有使自身趨向於日益複雜的結構和秩序的能力（當然另一方面也有從秩序走向解體的趨勢），這種自組織能力構成了有機體形成和生長的原動力，從而為柏格森的這一哲學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科學佐證。 涌現進化理論 在亞力山大（Alexander）和摩爾根（T.H.Morgan）提出的「涌現進化」理論中，雖然拋棄了柏格森十分模糊的「生命衝動」的概念，但他們同樣認為進化是具有創造性的。「涌現」指的是自然產生出在一定組織水平上屬於全新特性的能力，意味著一種新的性質和關係的產生，事先不可能得到預言，也無法還原到較低的層次。涌現進化論也強調進化過程的創造性，但是方式與柏格森所倡導的完全不同。在摩爾根看來，僅僅通過較低水平的研究是無法預測這種特性的。生命是隨著物質結構的複雜性達到一定的組織水平，作為人之獨特的心靈就突然涌現了，從而生命本身就擁有了純粹物質實體根本就不具有的一些能力。亞力山大認為，時間是空間的靈魂，空間—時間產生萬物的過程是一個特殊的發展過程，它按照一個不可逆的方向展開，其中不僅有連續的變化，如增加和減少，而且有新質突然的、偶然的出現，這個發展的過程就是「涌現進化」。 事件理論 懷特海受20世紀初自然科學成就如相對論、量子力學以及柏格森生命哲學、亞力山大涌現進化論的影響而創立「事件理論」的，懷特海將「事件」（event）成了與「事物」（thing）有別的重要概念。懷特海把「事件」看成是世界的基本要素，自然界的終極事實：世界是由事件構成的，宇宙就是事件場；事件的流動是一去不複返的，故每一事件都是獨一無二的；事件與他事件處於相互關係之中；有機體就是各種有關事件的統一體，它有自己的個性、內在結構、自我創造力。在宇宙中，小到亞原子粒子、原子、分子、大到星球、星系、星雲，一切微觀、宏觀、宇觀的無生命和有生命物體都可以視為有機體。至1929年，事件概念和有機體學說便被關於「現實統一體」和「永恆客體」學說所取代。永恆客體包括單純永恆客體如聲、色、味等知覺的東西，以及複雜永恆客體：如理想的幾何形狀、數學模型等概念的東西。永恆客體是自然之中不流動的因素，當它們脫離現實事件之流時，只是一種抽象：組成一個抽象的世界，只有當他們進入事件之流組合起來，才能成為具體的顯相，也就是現實的實有或現實的機緣。於是現實實有或現實機緣代替了「事件」而成為構成世界終極的真實事物。在懷特海看來，永恆客體能否轉變成為現實又要接受現實統一體的限制，最終還要受到上帝的限制，「上帝是最終的限制，而且上帝的存在就是最終的非理性…他是具體實在的基礎…」由於永恆客體的相互作用，使所有永恆客體形成了一個統一的體系，由於上帝的選擇作用，永恆客體相互組合成「復合體」。這種復合體中的每一個永恆客體都是復合體的一部分，而且這個復合體又成為另一更高復合體的一個成分，這時，作為初次復合體就是那更高復合體的「衍生組成部分」。 由次，懷特海把宇宙看成是有層次有等級的體系，而永恆客體作為一般概念的體系則是宇宙的原型。現實世界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現實實有的生成變化，因此，現實實有也就是被創造物，它們也被稱作「現實機緣」。這就是懷特海的「過程哲學」。其基本要義是：最好不要把這個世界看成是單個物體的集合，而要看成是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世界並不是由物質構成的，而是由性質和關係組成的有機體構成的；有機體具有內在的聯系和結構，具有生命與活力，並處於不斷的演化和創造中，這種演化和創造就表現為過程。 正是由懷特海（以及柏格森等人）所確立的這種非確定性的、動態演化的自然觀念，強有力地促使當代的自然科學家們最終解構了自牛頓至愛因斯坦這三百年來一直占主導地位的確定性的宇宙觀念。普利高津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可確定的概率世界，生命和物質在這個世界里沿著時間方向不斷演化，確定性本身才是一種錯覺。」「對於懷特海而言，終極目標是調和恆常與變易，把存在構想為過程。在他看來，發源於17世紀的經典科學是一個誤置具體性的例子，此種具體性不能把創造性表達為大自然的基本屬性，『真實世界有其通向新鮮事物的時間通道的特性』。懷特海的真實世界概念顯然與任何確定性描述都不相容。」 一般系統論基本原理 系統哲學家詹奇看來，系統的結構長期以來主要被理解為其空間結構，然而重要的是與動力學相聯系的空間—時間結構的概念；這種空間—時間結構包含著系統功能，因而也包含著系統組織與環境的關係，並在這種相互作用過程中表現出一種自組織的協同原理。由於一般系統論強調的只是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強調它們的個別特質，於是詹奇將一般系統論的這種以強制的方式對事物進行解部的靜止觀導向一種動力觀。「時間維被加到了空間維之上。進化著的事物過程代替了無時間的事物結構，從而把進化著的事物過程，或者更確切地說，把事物的進化組織過程推到了最引人注目的地位。」他指出，在一切層次上，進化都包含了行動的自由，以及對無所不在的系統的相關性認識，即進化基本上是一種任務艱巨的、多方學習過程。詹奇由此表達一種動態思維方式—過程思維。這種思維不知道實在的對立面有任何非此即彼的分離，存在的只是對立雙方互相包含的互補。它也超越了對立面的辨證綜合，即超越了那種旨在使僵化的概念結構動起來的二元論思維的笨拙努力。 詹奇進一步指出：「站在一側岸上，觀望水流滾滾流去，這與理性的態度是吻合的。假如我們試圖在水流中駕駛我們的皮劃子，雨水流的種種力量相互作用，並且與兩岸保持適當的距離，那麼，我們采用了一種神話般的態度—我們與環繞我們的活力處於一種直接關係中，我們是在適當的層次與之打交道，於是我們卷入了並試圖去影響整個過程。但是假如我們想象我們就是水流，就像一組水分子，它們就是水流同時它們又是水流的一部分，那麼，我們就是正在經歷著一種進化的態度。」 總而言之，如果說非線性思維和有限預測構成了複雜系統探究方式的基本出發點，那麼關係思維、整體思維和過程思維則構成了進行具體考察的三種基本手段和方式。正由於我們的世界原本就是一種有機構成，系統中無數的非線性相互作用使之成為一個複雜的層級系統，要準確地描述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才使得任何社會生活中的事件的分析都不能孤立地進行，而必須用之以整體性思維，而那種機械地將事物孤立分解開來的還原論思維方式是無法擔當這一重任的。同時，傳統思維對事物的考察總是從某一實體性的事物出發的，但事實上，演化的單元並不是孤立的實體，而恰恰是由實體與環境要素所組成的一種組織模式，從而使得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必須以一種關係思維來進行分析和考察。「複雜性的方法要求我們在思維時永遠不要使概念封閉起來，要粉碎封閉的疆界，在被分割的東西之間重建聯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慮到特殊性、地點、時間，又永不忘記起整合作用的總體。它是趨向總體認識的張力，但同時又意識到矛盾性。」「多樣性的統一性的邏輯的複雜性要求我們既不要把「多」化為「一」，也不要把一化為多」這種複雜的推理原則包含著同時互補、競爭和對立的概念的聯合。此外，正由於世界是一個不斷演化的動態過程，因此我們必須堅持一種過程思維。 就象懷特海的過程哲學所認為的，物質的構成具有精神的特性，因此最好不要把這個世界看成是單個物體的集合，而要看成是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換言之，世界並不是由物質實體構成的，而是由性質和關係組成的有機體構成的；有機體具有機體具有內在的聯系和結構，具有生命與活動的能力，並處於不斷的演化和創造中，這種演化和創造就表現為過程。 這幾種思維方式在複雜性研究中缺一不可，應該密切配合、共同發揮作用。當我們具體考察一個複雜系統時，如果不對其中的諸種非線性關係進行分析，我們將無法把握這一複雜系統的整體；同時如果僅限於關係、整體的角度，而不從過程或者說動態的角度來考察的話，那依然是一種靜態的邏輯分析，而不能真正揭示這一複雜系統的演化性質等。當然，這並不是說靜態邏輯分析是可有可無的，恰恰相反，它構成了認識世界的基本途徑和手段。我們不能否認還原論思維方式所進行的細微分析的重要性，「因為這種研究不僅可以增強解釋和預言力量，而且其理論的邏輯簡明性與較強的解釋和預言力量都是我們需要的。因此，兩種描述和兩種分析應當是相到並存、相互補充的」。（李建會：《還原論、突現論與世界的統一性》，載《科學技術與辨證法》1995年（5））不過，這種靜態的、分析的邏輯思維，只有與動態的、系統整體觀結合起來，才具有認識的價值，並且，這種靜態的邏輯分析，本身就是對進行動態的考察服務的，因此對這種靜態思維的保留和承認，並不是像以往一樣，讓它們「獨當一面」或「自行其事」，而是與它們密切聯系、互補相關，共同應用於對現實世界問題的考察和認識。在耗散的生物學的、社會生物學的和社會文化的種種過程的動力學中，並不存在那種可能被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而是存在著一種動力的、演化著的問題解答。 早在1943年，奧地里科學家薛定諤先生既沒有用純粹的哲學想象，也沒有用傳統生物學方法，而是開創了把物理學和生物學綜合在一起去思考生命現象本質的新思路。他用原子間化學鍵的作用，解釋了生物大分子的穩定性；用生物大分子中有關元素空間排列解釋「遺傳密碼」；用熱力學第二定律與生物進化的矛盾性來提出「負熵」的概念，認為像活細胞這樣的有機體是依賴「負熵」為生的，1943年他一語道破了生命的本質，提出「生命的基本問題是信息問題」，這與「氣」的認識十分相似。
1 評論
我們對自然的看法: 多重性、暫時性和複雜性對於有機生命界以及人類社會活動來說，其複雜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們所表現出來的複雜過程，是根本不能用簡單性和簡單方法來進行描述和處理的。
量子力學揭示，原子不是簡單的，基本粒子雖然稱為「基本」但也不是簡單的原始的單元。而是搖擺在存在和非存在之間、波動和微粒之間，本身可能包含著具有不可分離的本性的構成物，顯示出巨大的複雜性。 依照混沌力學的解釋，物理世界並不是簡單的世界，它內含著演化的自組織過程和複雜的混沌行為。在這裡，因和果相互纏繞，處處都是不穩定性、不可預測的隨機性。因此，「複雜不再僅僅屬於生物學了，它正在進入物理學領域，幾乎已經根植於自然法則中」（比利時‧普利高津「探索複雜性」） 在自組織視野內，宇宙不再是拉普拉斯J.O.La Metterie所設想的一個秩序井然的領域，而是擴散和凝聚、解體和組織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不確定性、非決定性、隨機性不能再作為解釋中應預消除的殘渣出現，而成為我們對現實領會和認識貴不可消除的一部分。這說明，「我們對自然的看法正經歷著一個根本的轉變，即轉向多重性、暫時性和複雜性」。機械論思維方式之所以看不到物理世界的複雜性，是因為它認為的宇宙的基本定律是決定性的和可逆性的，那些不適合的過程通常被認為是一種例外。對於經典科學來說，自然界沒有任何時間的演化，沒有產生和消亡，時間是可逆的。雖然早在十九世紀，熱力學的第二定律和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都揭示了不可逆性的存在，但這些觀點在近代科學發展中並未產生重要的影響。 直到二十世紀的上半葉，時間方向問題仍被忽視。而普利高津在研究非平衡熱力學時發現，「時間的單向性」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時間不僅僅是力學方程中的一個參量，而且也是物質的屬性。「那許許多多塑造著自然之形的基本過程，本來是不可逆的和隨機的，而那些描述基本相互作用的決定性和可逆性的定律不可能告訴人們自然界的全部真情。這就導致了對物質重新進行考察，不再是用那種機械的世界觀描述出的被動呆鈍的觀點，而是用一種與自發的活性相關聯的新的見解。」與這種見解相聯系的是描述複雜的詞彙：如非線性、非平衡、不穩定性、漲落、分叉、混沌等，已日漸成為科學家的常用概念，「科學認識發展的指導觀念不再是一味追求簡單性、探索複雜性已成為導引科學認識的航標」（陳克晶《論20世紀科學觀念的變革》）。 非線性的世界觀揭示：世界從本質上講是複雜的，規則簡單的秩序事實上是例外，而非規則複雜的出現是由於在自然界這一大系統中，簡單的組成因素以無數可能的方式自動地發生相互作用。與經典科學所強調的有序性和穩定性相反，我們在觀測的所有層次上都看到了漲落、不穩定性、多種選擇性和有限預測性。因此經典科學給予我們的只是「自然的碎片」。這基於西方自近代科學以來所一直依賴的還原論的思維方式。「還原論思維方式也就是把世界分解得盡量小，盡可能簡單。為一系列或多或少理想化了的問題尋找答案，但因此而背離了真實的世界，把問題限制到了你能發現解決辦法的地方。」（美‧米歇爾．沃爾德勒《複雜》）這種傳統方式表達的物理學定律描述了一個理想化的、穩定的世界，一個與我們生活的動蕩、演化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非線性打破了還原論者的迷夢。」的確，除了一些非常簡單的系統外，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被籠罩在一張充滿刺激、限制和相互關系的非線性的网中。因此，在非線性世界中，精確預測在實際中和理論上都是不可能的。 世界是「存在」還是「演化」。 從非線性的觀點來看，世界並不是「存在的」的，而是發生和演化著的。換言之，世界並不是一種靜止的穩定態，而是一種不斷發生和演化的動態過程。因此，我們必須采取一種動態思維。以往理論中的純粹邏輯分析和演繹，往往是在構成論意義上而非生成論意義上來考察現實世界的靜態思維，而這恰是達離於生生不息的現實世界的。當今流行的那種將靜態邏輯分析和動態考察方式進行所謂「辨證綜合」的理論模式，雖然它在盡力使這個世界動起來，但在它那裡，動態考察往往是作為靜態邏輯分析方式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出現的，然而真正的動態思維，則是從生成論的觀點出發，自始至終堅持用一種「過程」的模式對事物進行考察的。 在動態理論框架中，與靜態思維主要以純粹的邏輯分析相反，邏輯的分析只是一種輔助手段。同時，正由於我們的世界原本就是一種有機構成，系統中的無數的非線性相互作用使之成為一個複雜的層級系統，因此要準確地描述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使得任何對社會生活中的事情的分析都不能孤立地進行，而必須用之以整體性思維。顯然，那種機械地將事物孤立分解開來的還原論思維方式是無法擔當這一重任的。 複雜性科學探索的對象：複雜性科學是為解釋和處理諸如生命、自然生態和社會的複雜問題而產生的，是相對於傳統思維對事物的考察總是從某一實體性的事物出發，但事實上，由於萬物都在演化中，演化的單元並不是孤立的實體，而是由實體與其周圍的環境要素所組成就一種組織模式，從而使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必須以一種關聯性思維來進行分析和考察，才能有望避免有那種簡單的線性的發展觀念所造成的不良後果。同時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宇宙自組織進化理論在今天還僅僅是一種常規的研究思路，宇宙演化的最初開端仍然是未知的，我們酯沒有完整的自洽的結合量子科學和相對論的理論，它將解釋物質及其複雜性不斷的進化。不過，話說回來，「非線性雖非萬能的答案，但往往是一種更好的思考問題的方式」。 複雜性科學的興起
系統範式的形成首先與生物學相聯系。在生物學史上，一直存在著經典科學機械論和希臘古典哲學活力論之間的爭論。自從維勒在十九世紀人工合成尿素獲得成功以來，活力論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杜里舒的實驗把海膽的原腸胚切成兩半，結果是一分為二的兩個半腸胚竟然發育成為兩個較小的完整的胚胎，最後發育成為完整而較小的幼蟲。這表明，整體的確不是由部分簡單的組成，不同的原因沒有產生不同的結果，相反產生了相同的結果。這裡的異因同果律，題然與經典物理學定律相矛盾。 奧地利科學家貝塔朗菲在其《一般系統論》中指出，「可以用不同方法定義」的「古典科學的基本原理」是：「分解為可以隔離的因果鏈以便在各種科學領域里尋找「原子」單位。」貝塔朗菲認為，應用分解隔離因果鏈的分析方法，要取決於兩個條件：「首先，是「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不存在或者微弱到某些研究任務可以不考慮的程度。只有在這個情況下，部分才能實際地、邏輯地、數理地「求出」來，然後「放在一起」。第二個條件是描述部分的行為的關係式是線性的；只有這樣才有累加性條件，即描述總體行為的方程和描述部分行為的方程具有相同形式，可以通過部分過程相加來取得總體過程。」然而，現實世界中醫複雜事物是不能滿足這兩個條件的。 貝塔朗菲由此指出這種機械論的科學範式所存在的三個錯誤觀點：其一是簡單相加的觀點，把有機體分解成要素，並把要素簡單地進行加和來說明有機體的屬性；其二是「機械」的觀點，把生命現象簡單比作「機器」，認為「動物是機器」乃至「人是機器」；其三是被動反應的觀點，即只有受到刺激時才做出反應，否則就靜止不動。正是由於簡單的物理化學因素無法面對複雜的生命整體，所以才有「活力」的加入。在貝塔朗菲看來，機械論拘泥於簡單還原論觀點，活力論乞求於非科學的神秘因素，但殊途同歸，兩者都將生命系統看作是一個被動的存在。於是，貝塔朗菲主張用機體論來代替活力論和機械論，他通過「開放系統」來定義和描述生命體，即開放系統通過持續地與環境交換和能量來維持其動態存在。 在貝塔朗菲看來，生命形式不是存在著，而是發生著，是通過有機體同時又是組成的有機體的物質和能量的永恆流動的形式，這種動態的過程以一種穩態的形式出現。這種自我調節的穩態是生命系統的基本特徵，而其它的特徵如代謝、生長、發育、繁殖、自主活動等，都是這個事實的最終結果。從而與通常看法相反，即並不是刺激，而是內在狀態的需要，才決定了有機體的反應。所以，貝塔朗菲的哲學觀點認為，有機體並不是被動地刺激做出反應，而是一個在本質上能自主活動的系統。於是貝塔朗菲在批判地繼承了前人的機體論思想的基礎上，把協調、秩序、目的性等概念用於研究有機體，其基本觀點：一、系統觀點，認為一切有機體都是一個整體——系統。生物體限是在時空上有限的具有複雜結構的一種自然整體。二、動態觀點：認為一切生命現象本身都是處於積極活動狀態，活的東西的基本特徵是組織。三等級觀點，認為各種有機體都按照嚴格的等級組織起來。（魏宏森．《系統科學方法導論》24頁） 1948申農以系統論思想為基礎，發表了《通訊的數學理論》一文，宣告了信息論的誕生。與此同時，維納（Wiener Norbett）於1948出版的《控制論》一書，從而宣告了控制論作為一門新學科誕生等等。正是在這些實踐領域中對系統思想的成功應用，從而使系統概念得到應泛傳播，最終形成了現代科學技術中具有世界意義的系統範式。
正當一般系統論和控制論等關於系統的理論取得極大的傳播和普及，日益深入到人們的生活的各個方面之際，20世紀60年代末以耗散結構理論的誕生為先導，系統自組織理論開始蓬勃興起。接著，70年代誕生了協同學、超循環理論、突變論混沌學和分形學等一系列自組織理論或者說複雜性科學，從而使系統思想和系統範式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1842年，卡諾（Caront）在分蒸氣機產生的機械中發現了熱力學的最初原理，從而奠定了熱力學的理論基礎。隨後，熱力學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也相繼成立。熱力學第一定律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能量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物質和能量守恆）。不管是機械功、電能，還是化學反應，自然界能量在不斷轉化，一個封閉系統中總的能量保持不變。這個定律到了20世紀初為愛因斯坦確立了質能守恆原理。熱力學的第二定律則表達了能量傳遞方向，這就已經接觸到了自然演化的不可逆過程。古勞修斯在（R.J.E.Clausius）在1867提出了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熵表達，進一步明確了熱力學自然圖景和方向性，並注意到第二定律在物理演化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義。 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系統內部的熵的產生率大於或等於零。對於封閉和孤立的系統，熵不會由環境供給（或釋放到環境中），這樣我們就得到經典的克勞修斯陳述：熵不斷增加或當熱力學平衡達到時就保持不變。換言之，自然界中包括物理、化學、生物或信息轉化的過程，都不會不以消耗能量為代價而自發地發生。這就是著名的熵增加原理。按照這一個原理，一個孤立的系統總要朝向均衡、簡單、消滅差別的方向發展。克勞修斯甚至將這一原理推向整個宇宙，得出了著名的宇宙熱寂說的結論：宇宙總體上是走向退化之中，最終將不可逆地到達一個種種差別不覆存在的「死寂」狀態。 20世紀初，量子力學成為物理學的基礎理論。盡管有海森伯的不確定原理，但量子力學和經典力學都是以時間可逆為特徵的，在處理複雜性的還原論綱領上，一個極大的成功是分子的量子化學可以用量子力學定律來解釋。但這種將基本粒子、原子、分子以及最終將有機體統統都歸結為物理學和化學的方式，依然是一種還原論的思維方式。 從亞里士多德到歌德和謝林一再提到的是，生命從活細胞到具有自覺意識的人的有目的的自組織和自發性表明，物理學還原主義是不可能的，整體是有機體的一個基本特徵，它不可能被還原為其建築塊之和。 20世紀初，雖然由於量子論和相對論的興起使熱力學的研究似乎一度不那麼引人注目了，但是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非平衡熱力學。1931年，挪威物理化學家昂薩格建立了一條線性非平衡態熱力學中的基本定律—「昂薩格倒易關係」以後，在1945年又建立了線性非平衡熱力學的最小熵產生原理。最小熵原理的成功，促使普利高津試圖將它用到遠離平衡的非線性區域，並最終於1967成功地提出了「耗散結構理論」。耗散結構理論認為，開放系統不僅具有內部熵的產生，還有外部的伴隨著能量或物質的流動、轉化而與環境之間進行的熵交換。這些系統通過耗散能量而保持其結構、被普利高津稱作耗散結構。非平衡系統與其環境交換能量和物質，保持自己在一段時間內處於遠離熱力學平衡態，並在局部出現熵減的狀態。小的不穩定性和漲落導致不可逆的分叉，從而增加了可能行為的複雜性。 當系統控制參量變化到超出了一定的閾值，就會通過漲落的不穩定性，使耗散增加。一個遠離平衡的開放系統，不論它是力學的、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系統，還是社會的、經濟的系統，通過不斷地與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在外界=條件變化到達一定閾值時，就可能從原來的無序狀態，轉化為一種在時空上或功能上有序的狀態。 一個系統要能夠自發地組織起來，形成耗散結構，必須滿足：第一：系統開放，只有充份開放才能驅使系統遠離平衡態；第二，系統遠離平衡，處在平衡態和近平衡態的系統都不會自發向有序發展；第三，系統內存在自摧化的非線性相互作用，在這裡，從平衡系統觀點往往被看作破壞因素的正反饋成為系統演化的建設性因素；第四，漲落作用，這是驅使系統由原來的穩態分支演化到耗散結構分支的原初推動力。這樣耗散結構理論揭示：通過一系列的不穩定性而進化，一個活系統必須要發起某種程序，以增加其非線性作用和離開平衡態的距離。非平衡態是萬物組織之源、有序之源。 這個理論使過去被看作對整體行為偏差的漲落干擾在不穩定性中可以成為建設性因素，即「通過漲落達到有序」，這使得有機生命體的出現也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成分，而不純粹如達爾文等人所認為是一種隨機的、偶然性的產物。 普利高津指出，時間和不可逆性一樣，不再把我們和自然界分開，不可逆過程一樣實在；不可逆過程在物質世界中起著基本的建設性的作用；不可逆性不相當於在動力學定律中引進了某種附加近似，而是相當於把動力學納入更為廣泛的形式體系中去。 接著，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突變論。突變論來源於法國數學家托姆在拓樸學和分析學方面關於結構穩態性的研究，以及托姆與一些生物學家們關於生物形態生學的探討。托姆最初提出了七種初等突變。後來人們又發展起來適用於更一般0系統的非初等突變。突變論被稱為說明參數的連續改變怎樣引起不連續現象的一種理論。無論是硬科學還是軟科學領域，這一理論都得到廣泛的應用，它與系統演化的相變即有序與無序的轉換密切聯系在一起，揭示出原因連續的作用有可能導致結果的突然變化，從而加深了我們對於系統的有序與無序轉化的方式和途徑的多樣性認識。 同時，德國的哈肯，1977年出版的《協同學導論》一書，在把握非平衡相變內在機制的基礎上，吸取了耗散結構理論和突變理論的積極成果，創造了一套處理各種非平衡相變的統一方案，以統一解決系統從無序轉變為有序的過程，並最終創立了協同學。貝塔朗菲的一般系統論，把系統的有序性、目的性同系統的結構穩定性聯系了起來，然而它並沒有回答穩定性到底是怎樣產生的，以及如何維持結構的穩定性問題。與之相比，普利高津的工作前進了一大步他提出耗散結構就是一種遠離平衡的穩定結構。但是耗散結構理論只是從宏觀上研究問題，它用熵來研究自組織也過於粗糙，同時也沒有揭示系統宏觀現象的微觀機制。而哈肯的協同學則從根本上回答了系統宏觀現象的微觀機制。即子系統之間有規律的協同作用，使系統由無序走向穩定的有序狀態。協同學認為：任何系統的子系統都有兩種運動趨向，一種是自發向無規無序的運動，這是系統走向瓦解、無序的重要原因；另一種是子系統之間的關聯引起的協調、合作運動，這是系統自發走向有序的重要原因。 系統是自發地發生從無序到有序還是從有序到無序，取決於其中哪一種運動趨勢占據主要地位。協同學采用相變理論中的「序參量」概念來描述一個系統的宏觀有序的程度和系統從無序到有序的轉變，從而大大加深了人們對於系統演化的內部機制的認識。與耗散結構論相比，協同學的定量化程度高，系統演化的成份也更加濃厚。 序參量是蘇聯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朗道在研究平衡相變時首先提出來的。在朗道的平衡相變理論中，「序參量」是針對系統相變後和相變前相比出現了宏觀上的物理性能或結構而言的。它是描述系統有序程度的物理參量，哈肯把序參量概念引人自組織過程，認為子系統的合作形成了序參量，而序參量又支配系統大量子系統的行為，從而主宰著演化的進程和結局。 同一時期，德國的生物物理學家艾根從生物大分子的角度，吸收非平衡非線性熱力學的成果，建立起超循環理論，超循環理論將在複雜的事物或複雜的因果關係中都可以發現的循環現象分為三個等級：反應循環—催化循環—超循環，這三種循環又構成了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循環反應網絡譜系。這種超循環結構與一般自組織一樣，也起源於隨機過程。如果說協同學是從研究物理世界的自組織現象著手，然後把它推廣到生物界和社會領域中的理論，那麼超循環理論則是直接從生物領域入手來研究非平衡系統的自組織問題的。 混沌學，混沌系統的演化可以使原有的周期運動最終變成完全沒有周期性的運動。這種非周期的運動意味著，向著奇異吸引子演變的系統，從來不以同樣的狀態重新經過。這樣，通過周期性來認識事物運動的規律的方法在混沌系統面前完全失效了。從整體上看，系統具有穩定性，系統整體演化具有規律性；而從微觀上看，系統又是不穩定的，系統沒有具體的軌跡可尋。就這樣，混沌學將整個世界描繪成一幅非線性、不可逆和不規則的複雜圖景，從而使完全決定論遭到了最深刻的否定，也使我們對無序和有序的轉化、確定性和隨機性的統一、穩定性和不穩定性的結合、自組織過程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過去我們一貫認為，系統演化的一般模式是從無序到有序、最後又回到無序中，然而混沌學則告訴我們，系統演化的起點和終點不可能是絕對的無序態，而只能是相對的。 混沌運動中包含了產生新的有序結構的必要條件和基礎，系統的演化起於混沌，也終於混沌。系統「一生」在整個演化歷程中所處的地位，只不過是在混沌世界中一個「序」的顯現。不僅如此，混沌理論在著重揭示力學和物理學系統的混沌運動規律的同時，也表明混沌在生命領域和社會領域也普遍存在，從而為複雜社會系統開拓出一條新的道路。 分形學是美籍法裔數學家曼德布羅特（B.B.Mandelbrot）於1973年正式提出來的。分形學的建立，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那些不能用通常的長度、面積、體積來度量的非規則幾何體的性質。自然界有許多複雜的物理現象，都具有分形結構和分數維。分形體的整體與部分具有某種相似的層次結構，在理想狀態下甚至是無窮多層次的自相似性，並試圖找到介於有序—無序、宏觀—微觀、整體—部分之間的新秩序，從而深化了我們對於系統的這些關係的理解以及對於物質世界的多樣性統一的認識。 這些全新的關於系統演化的自然科學的新表達，與以整體方式觀察宇宙演化過程的系統範式思想一起，在堅持自然觀和歷史觀相統一的基礎上，從觀測宇宙整體上及其各個層次上向世人提供了一幅世界自組織演化的自然圖景，從而把我們關於自然界演化發展的認識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如上思想的綜合，就是所謂系統進化論，或如同系統自組織哲學家詹奇所說的「自組織進化範式」或拉玆洛所說的「一般進化論」。無論是自組織進化範式還是「一般進化論」，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即都是在自組織理論的基礎上對整個世界演化模式進行的一種「廣義綜合」。 拉玆洛發現，當普利高津和布魯塞爾學派開始把他們的不可逆形態變化理論推廣到生物和社會領域時，人們可以對從宇宙到文化的所有現象作詳盡的考察了。自組織理論的發展使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不但人類社會發展的某些方面的變化是不可逆的，自然界的變化也同樣是不可逆的。這些變化在看來是絕然不同的領域裡，但均展現出相似的構形效果。這就導致人們去系統地研究為各種各樣的表面現象所掩蓋的共性，即所謂的不變性。在拉玆洛看來，不管進化過程可能顯得多麼雜亂無章，但它們都服從在物理系統、生物系統、生態系統和社會系統中都同樣的一些普遍規律。因此，「進化的廣義綜合是對科學經久不衰觀念的響應。反之，科學則是對人類心靈無休止渴求的滿足。二者的使命都是尋求意義，這或許正是最基本的心靈活動」。 在西方思想史上，由於笛卡兒、物質領域和精神領域的分離上升成了形而上學學說，使得包括生物體軀體在內的物質宇宙成為一種機械裝置，用上帝賦予的很少幾條物理學定律就足夠加以描述；人的精神和意識脫離這個物質領域，成了絕然不同的一種東西，不在空間中而只在時間中存在。為了求得在自然主義倫理學中克服這種二元論，斯賓諾莎信奉泛神論，即自然與上帝等同。康德在他論宇宙自然史的早期著作中曾斷言所有被觀察到的現象都有自然的起因，並試圖追綜生命的較高形態直至最基本的構件的發展過程，結果在他有影響的「批判」中陷入了這樣的境地—割裂認知者和認知對象，把自然界變成了認識不可達到的「物自體」。 雖然18世紀初科學家們認為現在的世界是它過去發生變化的結果，但在整個19世紀，科學都由於注定要停頓下來的機械世界和似乎是盤旋上升的有機世界之間長期存在的矛盾而陷入困境。關於有機世界，創世說被證明是一種權宜的解釋，它聲稱生物物種不進化，因為它們是一個最高心靈的特殊創造物，世代繁衍是那個被稱為上帝的偉大工匠創造活動的結果。對於生命的起源與進化，物理學家無話可說，因為牛頓把作為一切進化過程的根基的不可逆變化都排除了。結果造成了自然哲學同道德哲學的分離，物理學同生物學的分離，自然哲學同道德哲學的分離。 拉玆洛指出，「現在從關於進化過程的科學中產生的嶄新的知識已經超越了這種分裂，因此這就為建立一種關於物質世界、生命世界和歷史領域的複雜系統進化的統一的、宏大的觀念奠定了基礎。」拉玆洛運用他那善於作綜合思維的頭腦，「試圖不單單是在類比的基礎上，而且在非平衡態熱力學及其分叉概念的最新發現的基礎上，在複雜系統變化的動力學的其他成就的基礎上，統一知識，並把宇宙中的存在和行星上的存在真正統一起來」，「強有力地論證了廣義進化綜合理論，提供了完成這一博大精深理論的方式」。（美‧詹奇：《自組織的宇宙觀》6頁）。這樣，自組織動力學成了聯系生命界與非生命界的一座橋樑，即生命不再表現為某種非生命的物理實在之上的上層建築，而表現為宇宙固有的動力學原理。換言之，自組織作為一種動力學原理，它是構成生理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結構豐富的形式世界的基礎。這是一種既起源於科學又有哲學深度和廣度的新體系。它以很少的內容解釋了更多的現象，從而改進了原有的分科的進化理論和進化範式。這種範式令人驚詫地闡明了包羅萬象的進化現象。用詹奇的話說：「愈是認識到人類生存是自然這一整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玄妙的生態系統的概念也就愈變得實際了。」 「道」是宇宙之源，是天地之源、是能量之源，是信息之源，是變化之源我們這個宇宙乃至我們的地球上所有一切，都根於道的能量、在信息的作用下隨著時間不斷產生、演化而來，中庸之道抓住了宇宙萬物的根本，即時間和變化，因為有時間和變化，一切物質的呈現都是短暫的，生命的呈現相對於整個宇宙生命，社會歷史來說都是短暫的，生命即信息和能量在時間流程中的顯現，是現象而非本質。宇宙發展至今，人的出現，並非西方進化論所說的是偶然的巧合，是隨機的現象，而是有目的的存在，人類文化是找尋人和萬物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進化，萬物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從落後到先進，一步步發展至今進入量子科學、系統科學、資訊科技，大大改善了社會和自然面貌，改變了人和自然的關係，改變了人的生活習性，其背後無不隱藏著一個目的性，一個變化動力。人和其它動物不同之處是有反省能力，有總結和探索能力，找到所有這些演化的規律和演化背後的意義。
由於中國和西方古聖賢在最初起點的不同，中國和西方文化發展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西方以「上帝創造萬物」為基本觀念，西方文化主要是「物質文化」，西方主要追求物質存在，以可見的物質為「實證科學」研究對象，如果從現代科學來看，物質可以分為信息和能量，信息和能量是物質變化的結果，西醫沒有生命演化的概念，缺乏了生命變化背後的動力學研究。中醫是中國文化和科學中唯一能生存和發展至今的學科，從中醫學來看，主要強調的是變化，在變化流程中的的物質呈現出能量和信息的變化，因此中醫學主要是在生命信息能量上著墨，其原因是中國文化的基因是《易經》，《易》是說萬事萬物背後的規律中醫也是從《易經》科學觀和方法論上發展出來的。中醫重視時間，辨證論治和辨病論治不同之處是，病是不變的實體，西醫在辨病治病時只要確定了病，治療方法是不能改變的，而中醫強調辨證，不強調辨病（病在演化中，可以隨著時間流程變化，也可被治好或治壞，在治好和治壞的變化過程中「證」在不斷變化，變化快速時，早上用方和晚上已不同）。 第二，辨證時，證是生命整體表現出來的，「證」即是生命系統在時間流程中的不同階段的「現象」，「證」是現象，現象即信息，是生命物質在生命流程中能量變化出現的「證象」，故中醫的實質是信息醫學，是系統信息醫學。這是和西醫實證科學研究對象完全不同的概念和科學範疇。 第三，中醫辨證所用的系統信息是屬於複雜性科學範籌，與西醫實證的還原論科學是兩個科學時代的產物，所謂複雜，中醫體系體系研究對象由演化中的多層級、多形式的集合體。從系統學來看，中醫研究的生命系統是多形式的，從實體生命來看，包括生命實體、生命信息和生命能量三個子系統。由生命環境系統來說，可以將人分為自然、社會、思維三個子系統；從生命能量展現來看，可以分成精、氣、神三個不同系統，而它們都被鑲嵌在一個生命流程中，相互糾纏、疊加，任何一方的微小變化，最後都會影響到整體變化。由此反映出中醫科學是屬於複雜性科學範疇，或超前科學範疇，決不是西醫實證科學可以類比的，更何況欲以西方實證科學來破釋中醫的奧秘？ 由此我們知道，中醫資源是博大精深，目前大部分被淹埋在經典典籍中和民間醫學中。要運用中醫資源，除了要努力挖掘中醫典籍中的科學原理和虛心向民間中醫（包括地方風俗中的養生理念和方法）學習外，還要通過科學方法來探索中醫，其中最重要的是用面世不久的複雜性科學方法來研究和挖掘中醫的科學思維方法。複雜性科學源自簡單科學，要理解複雜性科學最簡單的步驟是了解科學是如何從簡單向複雜發展的歷史。 西方科學長主要由伽利略、牛頓、笛卡兒、培根、達爾文等奠基的，而他們用的都是簡單科學理念。 伽利略把自然看作簡單有序的系統，它的每一個過程都是有序的、必然的，這種秩序和嚴格的必然性來自它那具有根本性的數學特徵。伽利略還複活了古希臘的原子論思想，設想物體可以分解成「無限小的不可分的原子」，並由這些原子的大小、形狀、數目和運動快慢等量的特徵來解釋各種現象。至於氣味、顏色、聲音、味道等多種感性的質的特徵被認為是不真實的，是由外在於人的主觀感覺造成的。這些觀點為近代科學中自然的異離、對象化和主客二分的認識論原則開辟了道路。 請注意：被伽利略認為不在科學範圍內的氣味、顏色、聲音、味道等多種感性的質的特徵剛好是中醫用來判斷疾病的主要證據：中醫四診望、聞、問、切都是信息採集，望是望神、神是由顏色波動產生的，聞是聽聞和鼻聞，聽聞是分辯聲音，聲音是空氣振動後產生的，鼻聞是聞氣味，氣味是由不同物質在散發時分子波動與人嗅覺感應的結果，問是聽聲音和聽主訴，聲音是空氣振動頻率，振動頻率的不同反應出該客體的肉體、情感、能量的播散狀態的不同，由此可以判斷該病人體質和精神狀態，而主訴內容顯示了病的過程中病人的感受；再說切，切脈是通過脈搏形態變化來與正常脈像對比而判斷整體系統的能量狀態，脈動是由能量推動的，而將脈分成三部九候後，就有了千變萬化的不同狀態，脈像和望、聞、問診所收集的證據包括了系統的能量和信息的時間流。 這和西醫診斷內容完全不同的另一個診斷系統，西醫求證的是生命物質和結構的異常，但疾病無不是生命力的展現的異常，生命力是在時間流程中展現出來的，無時間維的科學又如何能表達生命力變化？無生命力的變化又如何說明病因？所以中醫和西醫是兩個不同的醫學體系，沒有中醫學不能求得疾病的過程和該病對人生命力的影響，治療往往出現不必要的對生命摧殘作用。最顯著的是，癌症病人在沒有被診斷和治療前，大多數不僅僅有輕微的症狀，但當知道患癌後首先是精神上受到「晴天霹靂」，由的人因受不了這麼大的刺激，可以在幾個小時內死亡。接著要受化療和放射治療的摧殘，說目前治療癌症是摧殘一點也不過份，即使生命被救回，以後一生都要受治療後遺症之苦。而中醫學是以保全患者信息能為主要責任的醫學，因此副作用大大減少。 中醫四診合參診斷與西醫診斷學不同的是，中醫特別注重寒熱、出汗、大小二便、月經等問題，中醫可以從這些問題的背後總結出生命系統在時間變化過程中能量耗散狀態、系統信息狀態，從而求得「證」。人們可能會懷疑，這個「證」大不了是某種體表信息，和體內疾病的關係不是線性因果關係，能說明問題嗎？ 我們用美國斯坦福大學物理學家倫納德‧薩斯堪德（Leonard Susskind）的話來說：「對真實這個概念，有兩種不同的描述：真實是環繞著邊界的時空區域：或者環繞這個時空區域的邊界。那麼，到底哪個描述是正確的？這個問題沒法回答。我們既可以把物體看成是時空區域內部的一個物體，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由時空區域邊界信息拼湊出來的、複雜的集合體。兩種描述不可同時考慮。只能是第一種或第二種描述。這就像一個東西是另一個東西的不規則映射，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環球科學2011年八月刊》。 薩斯堪德以上的話我們可以認為，至今為止，科學世界同時有二種不同的科學體系，一種是研究實體的科學它們是以物體的邊界為限，它的真實性存在於物體的內部，這種科學體系自稱為實證科學體系；另一種科學體系是以信息為主體，是以物體邊界信息拼湊出來的複雜的集合體，其真相就在物體邊界的表面信息中。我們可將它規範為為信息科學。對照中醫和西醫這兩種醫學科學體系可以發現，西醫是實證醫學，它為了探索生命的真相是用解剖、透視的方法、用物體內部成分來建構生命和尋找疾病的依據。而中醫學卻是以信息判斷生命狀態的醫學，我們仔細推敲中醫體系，發現中醫完全和薩斯堪德描述的「以物體邊界信息拼湊出來的複雜的集合體」相同。至此，伽利略的科學觀點終於在量子信息科學理論面前被拋棄。但伽利略對實證科學論的影響至今仍支配著主流醫學。 笛卡兒認為存在著兩種實體，本質為廣延的物質實體和本質為意識的心靈實體，物質不能有意識，而心靈沒有廣延。因此徒彼此是獨立的。此後拉美利特按照他的「人是機器」的箴言，則直接把人化約為一種沒有靈魂的自動機。在他那裡，人體和動物體僅僅是由其複雜性和組織化的程度來區分的。於是，這種徹底的機械圖景在克服了笛卡兒二元論的同時，卻使人獨特的主體地位被機械論淹沒了。 作為近代科學典範的完整的力學體系是由牛頓來完成的。建立在機械論綱領基礎上的牛頓經典力學的世界圖景是：由於二元論對立的框架，在把人驅逐出以後的自然是一個本質上缺乏生命活動力的物質世界，具有廣延、形狀、慣性等數量化特徵，並且在同樣的可以用數學木描述的力的作用下，作範圍無限而形式單一的機械運動。這種機械論綱領要求在科學認識中力求把多層次、多形式的自然還原為物質實體的集合，把物質實體還原為基本粒子的集合，把各種複雜的運動還原為受力學定律支配的機械運動，把作為主客體耦合的過程還原為無主體參與的純客觀性的過程，並往往把科學理論還原為經驗歸納等。 這就構成了科學和哲學思維中的力學世界觀，或稱機械範式簡單規律支配這個世界。論。這使得人與自然截然二分，甚至把人也歸結為機器的觀念成了一種人類的思維模式，從而掩蓋了其本身的歷史性、世俗性和片面性。而人類而人類在把自己的抽象的，階段性的、圖景式的認識範式強加給他們自己、他們的後代及全社會。 達爾文的理論破除了人類與上帝之間的聯系，使人類漫無目的地在宇宙中飄浮，同時也無情地撕去了昔日籠罩在人類身上神聖的光環：人只不過是猴子的後代，就像其他生物一樣純粹偶然的產物，是一連串大分子的組合，從而最約終將人驅逐除出了靈魂的庇護所。達爾文進化思想的勝利，意味著那種認為世界是一種有目的地被創造出來的秩序的傳統信仰的結束，於是，上帝的意志被賭台輪盤式的反覆無常所取代。進化論正是以「自然」或「進化」的非人格化的神代替上帝的人格化的神，而且認為，全部生命的奧秘都能夠用自然法則來進行解釋。 經典科學思維的破裂 在現代，越來越多人認識到，不僅人類有意識地改造自然乃至人類本身，而且整個有機系統界，它們都包含著一種內在的目的，即自發乃至自覺地趨向某一目標、形成某種秩序的能力。至此人們才發現進化論對人的彌足珍貴的主動性、個體獨特性和創造性的嚴重的忽視。於是當代對生物學乃至整個複雜性有機系統的研究，便出現了向亞里士多德式的生機論還原的趨勢，並由此發展出「一般目的論」觀念：這是「自然和社會構成內在統一的理論基礎」。 顯而易見，這種由伽利略、牛頓、培根、笛卡兒、洛克、亞當‧斯密、達爾文等人所奠定的工業時代的認知圖像，產生出的是一種物質主義的價值，即不斷地同自然鬥爭和向大自然索取，以滿足人以類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它帶來了今天人類物質生活的繁榮，但伴隨著一個損害生態環境的熵增過程，從而把人類社會引向某種災變的分叉點。無數活生生的事例向人們表明，發展並非是無限制的，一旦超過了自然生態所能承受的某種域限，它就決定了並非一切發展都是天然合理的。當今日漸漸緊迫的全球性生態危機正在將人類逼向絕境，擺在我們面前的將是一場「決定命運的選擇」。 可以說，當今社會的主流思想並沒有與變化中的進步思想同步。這主要表現為：除了上面提過的「無限發展」的虛構邏輯之外，還有諸如褊狹的人類中心主義（猶其在社會發展問題上），經濟決定論，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進步主義或者說發展主義、技術樂觀主義、點滴受益論、效益優先等等。事實證明，這些觀念的流行，使生態運動倡導了數十年，其所以收效甚微，莫不與這些觀念的流行密切相關。 無疑，今天人類社會的發展已到了迫切需要反省的時代。在當前和未來，只有占據主導地位的認圖像的轉變，以及由此帶來的人類主導價值觀的轉變，才能扭轉現在世界系統發展的總趨勢，重建人同環境協調發展的和諧關係。 世界簡單性信念的由來 也許，在經歷了多少次理論衝撞之後，人們才最終明白，一種新的世界觀的形成，不僅要有大量新的觀察事實作為基礎，更需要有一個觀察自然和社會的新角度。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以耗散結構理論的誕生為先導的系統自組織理論或者說複雜科學的興起，與以整體方式觀測宇宙演化過程的系統範式思想一起，在堅持自然觀和歷史觀相統一的基礎上，不僅為人們提供了一幅世界自然演化的圖景，而且也提供了一個觀察自然和社會的新角度。 這種以非線性思維、整體思維、關係思維、過程思維為其主要特徵的考察事物運動變化的方式，我們可稱之為複雜系統探究方式或者說複雜思維，由於通過這種方式所得出來的結論更接近於真實世界圖景，從而使之有了廣泛的應用，並逐漸形成成為一種跨學科的方法論。 世界簡單性信念是近代科學研究的重要傳統和發展動力之一。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經典科學認為，現象世界的複雜性能夠和應該從簡單的原理和普遍的規律出發加以消解。在這裡，複雜性只是現實的表現現象，而簡單構成了它的本質。 這個簡化的範式可以同時用普遍性的原則、還原的原則和分離的原則來刻畫其特點。這些在從牛頓的萬有引力的物理學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科學發展過程中曾顯示了非凡的生命力。同時，生物學上的還原主義也使人們可以覺得有可能認識任何生物組織的物理—化學本性。然而，這些解釋並沒有窮盡解釋的問題：結構語言學沒有解釋語言的意義；遺傳學算法既沒有解釋後天的生存活動，也沒有解釋我們稱之為生命的這個具有突現性質的集合體；分子生物學雖然解釋了生命的化學機制，但並不意味著解釋了生命本身。 中醫在近年來在世界範圍同興起，但直至至今中醫始終是個迷，是個世界性的迷，作為中醫故鄉的中國，對於破釋這個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醫源自中國傳統文化，但不可否認是近百年來中國處在文化斷層中，大多數中國人不理解中醫，同樣大都數人不明白中國傳統文化。我們國家十分重視中醫藥的發展，數十年來傾國力用科學方法去理解中醫，但主要是採用經典科學方法，經典科學方法是用還原論思維方法，將複雜的事物簡單化，以便用對抗性治療方法來解決問題。 即如西醫用降壓藥來解決高血壓的問題，將高血壓視為簡單的血壓升高，以為血壓降下來病就解決了，事實證明這種思維方法其實是自歎歎人的，血壓指標能正常不表示已解決了引起高血壓的原因，原因不法除，一停藥血壓又高了，藥無法停，吃久了就會累積毒性，服藥者也會產生抗藥性。 從整個科學體系來說，中醫屬於複雜性科學體系，將經典科學方法來處理複雜性問題效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所以雖然取得一些成果，但離開解密之階段還很遠，所有新成果都是一些碎片，這些碎片還不能組成完整的中醫的科學圖景。本文試圖以複雜性科學來闡述中醫的基本科學背景。 醫學問題是複雜性科學問題科學到了上個世紀未，逐漸發展到複雜性科學階段，所謂複雜性科學，是相對於經典科學將複雜事物用抽象方法簡單化而言，簡單科學只能闡明簡單的事物，對於生命、社會、自然界這樣的複雜事物是無能為力，醫學是用實證科學理念建立起來的，實證科學也稱自然科學，用的是就是把複雜的、多層級的、多元化的宇宙問題、社會問題、生命問題簡化成簡單的，平面和各自獨立的學科的科學。
在醫學上，把複雜的疾病簡化為實體形態結構的異常和某些生命指標的異常。這樣做確實是有效地解決了一些問題，比如將心臟病簡化為冠狀動脈的阻塞；癌症簡化為在身體某部位迅速出現的未分化細胞的實體，高血壓病簡單地用血壓指標的異常就可以確定，這樣的結果使我們以為簡單地就可以解決了問題，心臟病只要「通波仔」、「搭橋」用藥控制血液濃度就解決了問題，癌症只要用手術、放療和化療切除癌瘤就是治療，高血壓只要用藥物降壓就解決了高血壓的指標。但事實證明，這些方法不能解決複雜的症病，疾病指標改善不等同疾病已消失，反而演化成更深層和更嚴重的問題。 在美國，大量應用對抗性治療的結果是，疾病非但沒有消失，更增多了醫源性疾病，藥物死亡率已上升到總死亡原因的第三位。這種簡單化的醫學方法，還衍生出更複雜的自然生態問題，社會問題，自然生態的污源自不待言，單就昂貴的醫療設備的投資、藥物的消耗，讓普通百姓不勝負荷，就連各國政府也要大喊「吃不消」。其最根本原因是簡單科學不能應付複雜的生命問題。 複雜性科學就是為超越簡單性科學，彌補簡單性科學的無能而產生的，我們以北京人民大學學者彭新武著作《複雜性思維與社會發展》中對複雜科學的描述，來對照中醫學與複雜性科學的關係。首先我們要了解複雜性科學是在「經典科學」的基礎上脫胎而來，首先要了解「經典科學」的理念和簡史才能明白複雜性科學。 在過去三百年來建立的西方實證科學，是基於以下科學圖景：“這是一種原子論和機械論的科學認知圖像，它認為世界是由可以分割開來的大小不等的實體組成，這些實體之間有某種作用力來維系。較高級的實體的屬性都能從組成它的較低等級的那些實體的局性和相互作用中得到解釋，它們都受某些決定論和規律的支配，沿著單一軌線進化。” （閔家胤‧《進化的多元論》）。 這就是實證科學的理論基礎，它源自古希臘「還原論思維」在近代科學的延伸。還原論思維起源於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哲學，和古羅馬的政制、基督教的創世記宇宙觀，共同構成了西方實證科學的三個要素。使得西方科學在研究複雜事物時尋找它們內部的共性，在所謂「質點」上認識研究對象，所用的就是「分析」方法。分析方法是通過邏輯推理在複雜的現象中找出問題的質點。分析方法還受到基督教二元對立思想的影響（上帝與魔鬼的對立觀，支配了所有經典科學家的方法論），出現了主客對立的研究方法和精神與物質二元對立的科學觀，實證醫學以此作為科學範式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影響所及，目前醫學實驗必定要實行「雙盲試驗驗證方法」。 還原論和二元對立哲學觀影響了西醫學的病理學與治療學，西醫目的是找到疾病，控制疾病和消滅疾病，所有疾病是在身體的局部實體上，疾病的證據無非要找到細胞病理就是器官組織的病理。從而使西醫治病必然採取對抗式治療方法。 中醫源自二千年前，中醫發展和成熟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其中以孔子「中庸思想」影響力最大，中庸觀不贊成二元對立，主張「執其二端，用其中於民」，執其二端即把握整體，沒有好壞之別，只有「時」與「不時」之分；「中庸」的核心是「時中」，由於時間和空間在不斷變化中，沒有永久不變的東西，沒有一成不變的正確方法，隨著時間的遷移，解決問題的方法也要不斷變，中醫的治療方法是根隨時機的顯現而轉變，「時」即恰到好處，「時」即合適，適合發展，適合發揚光大，適合生存和繁殖的時機；「不時」即「時機沒到」不適合發展，如果你硬要發展，結果會導致失敗和痛苦。 沒有上帝和魔鬼的對立，沒有鬥爭與對抗，（即使歷來都有鬥爭和對抗，但和西方哲學觀不同之處在西方以鬥爭和對抗為目的，中國傳統文化認為鬥爭和對抗是手段，是為最後達到和諧使用的必要和短暫手段），落實在醫學上中醫學講究「病機」，任何症狀的出現都和「時間」變化有關，治療方法也講求與時間相配合。治病目的是中和，中和即道，即是中庸之道，可以明顯看出中醫理論和方法是歷代先賢對「中庸之道」體悟的成果。 比較中醫和西醫的理論體系最根本的分別是，西醫是以人體物質形態的變化來認識生命和認識疾病；中醫是以人的能量信息狀態來認識生命和判斷疾病。西方要到二十世紀初才認識到物質是可以分解的，物質是由能量和信息構成，人體生命雖有物質構成，但是進一步細分可以分為能量醫學和信息醫學，隨著物理學的發展，西方也在醞釀著能量和信息來發展醫學，但數千年來歷代中醫從「氣」上認識生命，已建構了完美的綜合能量醫學、信息醫學和物質醫學於一體的中醫學體系，這是一個多層級的多重結構新醫學，相比經典西醫學來看，是適合新科學時代的醫學典範。因此我們要將中醫學和近二、三十年來物理學新發展的科學理念結果一體，複雜性科學方法就是其中和中醫學最貼近的科學體系。 目錄
1. 爲什麽學中醫 新冠疫情，西方醫學，醫學未來發展方向 （中醫是引導未來的醫學） 中國文化 （意象，中醫和現代科學的相容性） 2. 生命是什麽 中醫生命觀，複雜系統，漩渦（外展内捲） 3. 維繫生命的力量 中醫宇宙觀，信息科學，太虛， 基因生命程序，信息儲存 /叠加 4. 生命系統 天地人，五運六氣，宇宙基本力 5. 病理原因，治病方法 經絡，熵 |
秦鴻教授多年行醫經驗，康復病例（包括西醫 診斷爲絕症的病例） 對中醫古籍，中國文化有深入的瞭解 通曉現代量子科學知識，並實現與中 國中醫宇宙觀的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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