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系統的探究方式

以耗散結構理論的誕生為先導的系統自組織理論或者說複雜科學的興起，與以整體方式觀測宇宙演化過程的系統式思想一道，在堅持自然觀和歷史觀相統更的基礎上，不僅為人們提供了一幅世界自組織的自然圖景，而且也提供了一個觀察自然和社會的新角度。這種非線性的思維、整體思維、關係思維過程思維為其主要特徵的考察事物運動變化的方式，我們可稱之為複雜性探究方式，或者說複雜思維。由於通過這種描述方式所得出來的結論更接近於真實的世界圖景，從而使之有了廣泛的應用，並形成為一種跨學科的方法論。

1. 非線性思維
   

線性與非線性本來是數學中用來描述不同型數關係的概念。從幾何圖例或函數圖像上看，線性指的就是直線性，非線性即非直線性，即曲線性。這種區分在數學上是簡單的、清楚的。在現實世界中，具有線性相互作用的系統和具有非線性相互作用的系統，這二者之間有著質的區分，具有十分不同的屬性。在線性相互作用的系統中，兩個量之間是一種比例關係，即存在一個比例常數，而這一常數的存在表明這種線性相互作用在時空上是均勻、對稱的，在性質上是等價的，即具有某種相同的性質。當然性質等價並不是全等或所有的性質都相同，而是指某方面的性質相同。這種性質上的等價關係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可加性和可分性。因為只有相同性質的事實間才能夠加和分。在相加或相減過程中不會產生也不會喪失某些原來的性質，即不會產生新的東西。

而與這種線性相互作用的同一性、等價性、單一性、均衡性和對稱性相反，非線性關係的第一個整體特徵就是它的多樣性。而多樣性是複雜的基礎，也是複雜之源。因此，是否存在非線性的相互作用，在本體論上講，就構成了複雜性區別於簡單性的一個基本標尺。當然，複雜性是相對於簡單性而言的，在認識論上具有相對性。它們之間的區分不僅取決於主體的認識能力，也取決於主體的認識目的和需要。

具體而言，對於同一認識對象，不同的認識主體或同一認識主體在不同的認識階段（即不同的認識水平）對於二者的區分是不同的；同樣，主體的認識目的和需要決定了認識主體對認識客體的認識層次，同一認識對象在不同的認識層次上，其簡單性抑或複雜性的界定顯然是不同的。因此，「描述事物的複雜性，首先應該約定把描述限定在某一層次，離開層次談事物的複雜性，複雜性就是一個無法度量的具有無限深度的虛假問題」。

從科學史上看，自德謨克利特和亞里士多德以來，科學家就篤信在世界的紛繁複雜之下，必定潛藏著某種「簡單物」和「簡單力」。這使我們習慣於從秩序的角度看世界，而認為世界具有相對簡單秩序。如今，這種「簡單性思想正在瓦解，你能去的任何地方都存在著複雜性」。複雜性科學揭示：世界本質上是複雜的，線性的相互作用和規則簡單的秩序乃是一種特例，而非定則。這是因為當時的數學工具對非線性關係無能為力，對付非線性的惟一方法是將其「線性化」。近代經典科學的興起就是在這種方式的支配下才得以確立的。

既然世界從本質上講是非線性的，而線性只是一種特例，因此，在這樣一種非線性的世界中，我們必須用一種非線性思維。首先，對於一個複雜的非線性系統，如果要想比較全面地認識其本質狀態，我們就需要盡量從認識的角種不同的層次、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徑將問題提出來，而不能滿足於那種一因一果的簡單解釋。當然，由於人類認識的有限性，以及複雜系統中無窮的非線性相互作用，從而使得人類難以達到那種完滿的理想效果，因此，采用某種簡化的方式是必要的。科學認識的目的並不追求簡單，但卻可以追求簡化。在這一點上，協同學從方法論角度把複雜性與簡單加以綜合而提出簡化方法對於我們是十分重要的。這種方法既不忽視事物演變的複雜性，又不被淹沒在紛繁的雜亂之中。由於役使原理「減少了複雜系統中的大量自由度，協同學就不僅僅是啟發性的、數學化的、經驗和可檢驗的，而且也是經濟的。這也就是說，它滿足了著名的奧卡姆剃刀原理，這一原理告訴我們除掉多餘的實體。

其次，非線性思維要求我們排除那種對複雜系統的演化進行長期預測的僭妄，而堅持一種有限度的預測觀。複雜性科學揭示，混沌或潛在是非線性系統的本性。一個系統中最小的不確定性通過反饋耦合而得以放大，在某一分叉點上引起突變。使即使是一個簡單的系統也能發生驚人的複雜性，從而令整個系統的前景變得完全不可預測。「即使我們已知初值和邊界約束，系統仍有許多作為漲落的結果的態可供‘選擇’。」因此在非線性世界中，精確預測在實際中和理論上都是不可能的。諸如蝴蝶扇動翅膀那樣的隨機事件，原則上是可能影響全球的天氣動力學的。在社會活動領域，人們的行動能夠而且正在影響著未來的事件。因此，完全預測有可能變成一種自我滿足或者自欺欺人的預言。

當然，具有混沌事件序列的非線性系統並不排除局部的可預測性，以足夠高的精確度對系統的短期進化做出預測是可以的。但是我們不能對此過於樂觀。由於在進行預測中所用的可預測模型都有一定的可預測時間，一旦超過這種時間限制，那麼，可預測性將會減少，並以不同的速度趨於零。預測系統的預測水平，既不可通過改進測量儀器也不可能通過精確預測模型來改進。盡管如此，我們仍然需要對於預測的可靠支持。而人作為社會預測的主體，具有能動性、主觀性，其存在的合理性是對未來社會進行合理性預測的前提。合理預測之所以必要，在於人們對未來能充滿不是空想的希望，不抱悲觀的態度，使符合人性之必要的事實能夠出現，使人類生存的價值意義持之以恆。

此外，非線性思維還對實踐者提出了一種更高的要求。在當代世界中，技術的進化已經成為一種變化的推動力量，影響著多種多樣的生活方式要素。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已經前所未有地影響了幾乎所有的領域中的人的生活方式。世界正在成為充滿數量巨大的計算系統世界，複雜性在不斷增長。與以往相比較而言，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種以高度組織結構複雜性和網絡連接為特徵的社會，尤其是一個國家的經濟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運動的作用。正是經濟活動所具有的這種飄忽不定的性質，使得人們不得不面對不可預見的未來進行決策

1. 整體思維
   

從整體上看，在近代尤其是20世紀上半葉，西方哲學的主流思潮是分析性的、還原論的，這種思維方式是把自然現象還原為機械運動，進而分解為基本零部件來認識其構成和功能。但還原的每一步，實際上都是對整體、對過程、對複雜性的一種抽象和切割，都喪失著原有的部分關係和屬性。由於在基本粒子層次上的可分性將具有全新的意義，部分甚至可以大於或包容整體，因而無論對象是否無限可分、那種機械論意義上的終極基元都只是一種虛幻的實在。於是，當面臨相互作用和關係特徵所不能忽略的複雜性時，例如發現放射性和電子時，便會有「實在依存主體」或「物質消失」之類的莫名驚詫了。因而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是有缺陷的，它通過設定基元的孤立不變性而忽略了實在的關係特徵和整體性。「直到如今，當科學在研究不斷變得更為複雜的過程和系統時，我們才認識到純粹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近代科學思想，特別是萊布尼茨的單子論，強調單子的複合性、結構層次性，在一定程度上闡發了總體性的某些性質，但囿於機械性和形而上學性的局限，堵塞了從了解部分到了解整體再到洞察普遍聯系的道路，因此歸根結底不能科學地描述整個世界的有機統一。
隨著19世紀的自然科學革命，自然科學開始進入了整體化發展的時代，成為「關於過程、關於這些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關於聯系—把這些自然過程結合為一個偉大整體—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量子力學所導致的世界圖景是：世界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統一了慣性和引力，他在晚年用全部精力試圖把萬有引力、電磁力、弱相互作用和強相互作用等四種力統一起來，從而構成一個系統總體性的「統一場論」，以此來說明在自然界的各種紛繁複雜、千差萬別的現象背後的內在統一性、完善和諧性。的確，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中，而且由來已久。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個整體主義的全球視野，才能把握住這個世界及其各個部分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用整體觀點去看世界，要求我們建立起相應的整體方法論。系統方法就是在系統論的發展中逐步成熟起來的，它是直接訴諸於整體，通過研究整體的性質和結構，獲取對整體的認識的方法。

貝塔朗菲的一般系統論認為，系統的性質功能和運動規律只有從整體上方能顯示出來，因為系統的整體呈現了各個組成要素所沒有的新特徵，「複雜現象大於因果鏈的孤立屬性的簡單總和。解釋這些現象不僅要通過它們的組成部分，而且要估計到它們之間的聯系總和。有聯系的事物的總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體水平的功能和屬性的系統」。當然，對事物整體的認識，本身就包含著對構成這一事物的部分的認識。那種僅僅強調從整體上把握現象和過程而忽略對部分進行認識的整體主義方式，往往是籠統的、含混的。同時宇宙全息論認為，部分存在於整體之中，而且整體也存在於局部之中；不認識部分就不能理解整體，同樣，不認識整體也不能理解部分。

分形學也揭示：自然界的許多複雜的物理現象都具有分形結構，也就是說，分形體的整體具有某種相似性。因此，我們在從整體中來認識事物的部分的同時，也可以通過部分來認識事物的整體。此外，由於任何一個系統總體又是更大系統的一個部分，由於不同系統的有機結合方式和特點的不同，從而出現了不同質的系統總體形式和多層次性。因此在強調認識整體的整體性的同時，也不能忽略部分中亦有整體。

系統論的思維方式強調事物的整體性，要求從事物的普遍聯系來認識對象，但是這種思維方式並不忽視部分和整體的內在有機關聯性，並不排除對事物采取分析的方法。由於系統是由要素構成的，通過對事物要素的分析，有助於對事物整體的宏觀把握。例如，從社會系統的發生，可以把整個社會系統的要素分為物質、能量、信息；根據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可以把社會的要素分為三個領域：自然、社會、思維；從社會結構上看，社會系統可分為經濟、政治、文化；從社會主體的存在狀況，可以把社會系統的要素分為個體、群體、社會等等。而耗散結構理論和協同學的發展，則把系統方法對整體的研究進一步動力學化了。這種理論揭示：遠離平衡態的系統通過功能耦合的自組織過程，導致了遠離熱平衡的不可逆結構的相變，會不斷自生出新的有序性。當耗散系統與環境的能量相互作用達到某個臨界值時，微觀元素的複雜的非線性合作產生出宏觀模式。例如場電勢、光波、雲彩、植物、動物、社會或經濟力量、情感乃至思想，都可以形成以序參量為標誌的宏觀現象，他們不可能還原到系統的原子、分子、細胞、集體等微觀水平上，而是代表了真實的宏觀現象的屬性。因此從本質上講，複雜系統乃是反還原論的。


（三）關係思維

傳統思維對事物的考察總是從某一實體性的事物出發，但事實上，演化的單元並不是孤立的實體，而恰恰是由實體與周圍環境要素所組成的一種組織模式，從而使得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必須以一種關聯的思維來進行分析和考察。

從科學發展來看，20世紀初的相對論通過揭示實體的時空性質對於參考系的相關依賴性，打破了客觀性的概念，使之成為相對的關係化的概念。懷特海也正是由此而得出了早期宇宙就是「事件場」，「自然就是一個過程」的本體論思想。他所強調的事件之間的相互包容關係體現出一種內在關係論的觀點。在他看來，真正的現實就是「徹底的患難與共」。而量子力學則由量子性質對於測量儀器的依賴性，表明量子本質上的不可分性，使人們原則上不再能無限精細地劃分量子客體和測量儀器之間的界限而去認識客體的「自在」狀態，而只能認識作為相互作用結果的量子現象整體。

這些對物理世界的內在關係特徵揭示，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觀察和分析問題的關係論視界。我們可以由此擺脫那種「絕對主體」的地位和外在性眼光，回復到作為自然界之一部分的真實地位。也就是說，「當尋求生活中的和諧時，人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自己在現實戲劇中既是演員又是觀眾」。（丹麥‧波爾《原子物理和人類知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宇宙學的「人擇原理」認為，如此這般的宇宙是同人的存在有關的，是「人擇」的結果。人所要認識的宇宙同人的認識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人類只能在一定條件下的宇宙中存在（不排除存在不具備這種條件的其它宇宙），他所面臨和認識的也只能是具有這種條件的宇宙。這就是人類認識由其存在所決定的無法避免的局限性。所以，自然科學認識絕不能脫離人及其活動，相反，人是在參與自然的活動中來認識自然的。用普利高津的話說：「自然界不能從外面來加以描述，不能好像是被一個旁觀者來描述。描述是一種對話，是一種通信，而這種通信所受到的約束表明我們是被嵌入在物理世界中的宏觀存在物。」人同自然的對話，「向自然提問的活動性是它內在的活動的一部分」。

如果說機械論堅持一種認識論上的主客二分模型，強調的是「分」的模式和個體的獨立自主性，那麼在關係論視野中，則堅持個體只有在與環境、背景、的關係中才能得以存在、定義、描述和認識。就自然觀而言，我們或許從哥白尼的日心說拋棄宇宙論意義上的「人類中心論」開始，就逐步把自身的存在展現到一個廣袤無垠的時空序列中去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揭示出人類是鑲嵌於生物進化鏈中的，而發端於愛因斯坦的現代宇宙學，又揭示出人類與自然具有不可分的依賴關係特徵，顯示出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本質上相互規定、相互作用的關係。在這種相互規定和相互依賴中，關係者脫離了關係就失去其意義，部分也不能離開整體而獨立存在。

從認識論上說，盡管主客二分和對象性思維或許是為認識過程所必需的一個認識階段，但截然的主客二分和絕對的客體性理想未免失之蒼白。因為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客體的一部分、現象的一部分，因而只能有一種「內在性眼光」；同時人類又是自然界大家庭中的特殊一員，是具有思維著的精神以意識到自身和自然的生物，因科學認識又必然有一種「人類學的特徵」。人類在自然界中的這種特有的物理學地位和生物狀態，決定了他們的認識必然源自自然、依賴自然而又要超越自然。這樣，在機械論範式下曾使主體與客體相分離的認識論，在關係論視野中便成為溝通主體與客體、人類與自然的橋樑。這種關係論視野中的自然觀範式清楚地表明，自然觀的中心不再僅僅是關於自然的觀念，還應有對這種觀念的人的自覺。只有在這種人與自然的關係中，才能更明確地揭示出人與自然的相互規定，從而更深刻地認識自然。人既不是上帝分封的大自然的監護人，也不是精美造物（機器）的贊美者和鑒賞者，人與自然並非兩個彼此分立、外在的存在序列，而是一種內在的統一。

在變革自然的實踐中，人類建起自己的人化自然圖景，更建立起適合自身生存、滿足自身需要的人工自然。無疑，這種人工自然既保留了自然的屬性，也體現著人類的想像力和創造性，且日益成為對人類更為直接、更為重要的自然環境。但歸根結底，人類與自然是互相依存的，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目前所面臨的資源短缺、環境污染、臭氧空洞、物種滅絕……「這種事情發生得愈多，人們愈會重新地不僅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說上個世界末的物理學危機主要是一種理論上主客二分的認識論危機，揭示出舊自然觀悖謬並引導了一種關係論視野，那麼20世紀末科學乃至整個人類面臨的則是一種實踐中的人類遠離自然生態學危機，一種危及人類生存的本體論危機，它呼喚著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關係論審視，呼喚著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和發展的深入探討。


過程思維

自古希臘以來，西方民族思維的基本特點是，將連續的運動軌跡分為不連續的、靜止的質點，這表明他們不習慣於處理動態、連續的現象。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於這種思維模式的鼓勵，牛頓力學所處的對象，就是一個無數質點的總和，其間缺乏真正的連續性、動態性，它在哲學上的表達即為時間的外在性、間斷性，從而將真正的時間排除在科學的視野之外。

而相對論、量子力學所揭示的客體性質在與其環境的整體關係中的生成性，粒子物理和場論所揭示的大多數基本粒子的不穩定性和生滅轉化性，非平衡態熱力學所揭示的系統在開放和遠離平衡態條件下借以形成新的穩態的宏觀有序結構的自組織性，尤其是大爆炸宇宙論在對宇宙早期熱歷史的「考古」中所揭示的物質的種種形式（如粒子、輻射、真空等）和性質（不對稱、時空等）的生成和演化，都回應著古希臘「自然」一辭的本義，成為生成論轉向的標誌。

從哲學上看，法國哲學家柏格森通過將創造性、新奇性帶入現在科學思維中，從而極大地衝擊了近代機械思維模式。其核心概念是「綿延」。綿延是一種不能用知性和概念來描繪，而只能以直覺來把握的、不可預測而又不斷創造的連續質變過程。是包容著過去又面向將來的一種現時的生命衝動。（見﹝法﹞柏格森：《創造進化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顯然，柏格森的「綿延」概念與機械論世界觀中的那種靜態的、間斷的空間概念相對立，代表了一種動態的、持續不斷存在；同時，這種綿延狀態還代表了一種不可預測、不可重覆性，意味覺新形式的源源不斷出現。綿延就象一條川流不息的河，「這是一條無底的、無岸的河流，它不借可以算出的力量而流向一個不能確定的方向。即是如此，我們也只能稱它為一條河流，而且這條河流只是流動。」（柏格森《形而上學導言》商務印書館1963）。

柏格森力圖用這種嶄新的時間觀念表達一種全新的進化觀念。他認為，進化論中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適應現象的起源，達爾文的適應概念雖說是一個簡單的明晰的概念，但是，他將適應的產生完全歸於一種外在的原因，即環境對不適者的淘汰，而沒有考慮到有機體內在的主動性。同時，達爾文的變異建立在偶然性、隨機性基礎上，亦即變異的發生與有機體整體功能的無關。可是，偶然的、隨機的變異又如何造就出一個在結構和功能上都無比協調有序的整體呢？為此！柏格森反對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為出發點，他認為，自然的進化過程通常是從被動開始，稍後，它就建立起一個主動適應的機制。柏格森認識到，既不存在和諧的自然計劃，也不能希望從物種創造中發現一個智慧, 造物主的干預。即使存在一個上帝，那也不應該將上帝理解成控制進化的明確實體，而應該理解成該持續的創造過程的本身。他把「生命衝動」視為萬物的本質，認為這種「原初推動力」是生物和非生物的共同根基，生命進步的真正原因在於生命的原始推動，生命衝動是宇宙意志，是世界起始階段就業已存在的一種「力」，一種生成之流。這種作用的方向並不是預先決定的，但它具有瞬時性、延續性，所以，分享了綿延的特性。柏格森承認生命對環境的適應是進化的必要條件，但不是進化的充份原因，它不決定進化的一般方向，更不代表進化本身。柏格森還認為，生命的進化過程還伴隨著不確定程度的增加。進化的作用就在於將某些不確定因素注入到物質（演化流程）中去。不確定性越多，自由度越大，這正是進化過程中創造性的由來。柏格森宣稱：「我們是自己生活的創造者，每一瞬間都是一種創造。」

不過，柏格森也看到，貫穿於有機體之中的進化之力或生命衝動並不是盡善盡美的，它是一種有限的力量，對自己要完成的工作總會顯得力不從心，從而在超越自身的過程中步履艱難。這就表明，現存的物種並不是一種完美的存在，而是一個有著固有局限的大自然作品。惟有不完美，它才能繼續進化。這一看法和達爾文類似。不過柏格森和達爾文進化二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分歧：第一，柏格森雖然承認達爾文所認為的變異的本質原因在於個體固有的差異而不是後天獲得的習性，但他堅決反對達爾文的偶然變異觀。第二，柏格森尤為看重生命進化的主動創造性因素，把創造看成是新事物、新秩序源源不斷地涌現出現的過程，未來在任何意義上都是敞開的，其中沒有目的實現，更不會有預定的計劃；與之相反，達爾文進化論過份強調生物體對外界環境的依賴作用而徹底忽視了有機體的自主力量。

正如複雜性科學表明，事物的進化根本上取決於事物內部的自組織力量，即任何一個遠離平衡態的系統，它都有使自身趨向於日益複雜的結構和秩序的能力（當然另一方面也有從秩序走向解體的趨勢），這種自組織能力構成了有機體形成和生長的原動力，從而為柏格森的這一哲學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科學佐證。

涌現進化理論
在亞力山大（Alexander）和摩爾根（T.H.Morgan）提出的「涌現進化」理論中，雖然拋棄了柏格森十分模糊的「生命衝動」的概念，但他們同樣認為進化是具有創造性的。「涌現」指的是自然產生出在一定組織水平上屬於全新特性的能力，意味著一種新的性質和關係的產生，事先不可能得到預言，也無法還原到較低的層次。涌現進化論也強調進化過程的創造性，但是方式與柏格森所倡導的完全不同。在摩爾根看來，僅僅通過較低水平的研究是無法預測這種特性的。生命是隨著物質結構的複雜性達到一定的組織水平，作為人之獨特的心靈就突然涌現了，從而生命本身就擁有了純粹物質實體根本就不具有的一些能力。亞力山大認為，時間是空間的靈魂，空間—時間產生萬物的過程是一個特殊的發展過程，它按照一個不可逆的方向展開，其中不僅有連續的變化，如增加和減少，而且有新質突然的、偶然的出現，這個發展的過程就是「涌現進化」。

事件理論

懷特海受20世紀初自然科學成就如相對論、量子力學以及柏格森生命哲學、亞力山大涌現進化論的影響而創立「事件理論」的，懷特海將「事件」（event）成了與「事物」（thing）有別的重要概念。懷特海把「事件」看成是世界的基本要素，自然界的終極事實：世界是由事件構成的，宇宙就是事件場；事件的流動是一去不複返的，故每一事件都是獨一無二的；事件與他事件處於相互關係之中；有機體就是各種有關事件的統一體，它有自己的個性、內在結構、自我創造力。在宇宙中，小到亞原子粒子、原子、分子、大到星球、星系、星雲，一切微觀、宏觀、宇觀的無生命和有生命物體都可以視為有機體。至1929年，事件概念和有機體學說便被關於「現實統一體」和「永恆客體」學說所取代。永恆客體包括單純永恆客體如聲、色、味等知覺的東西，以及複雜永恆客體：如理想的幾何形狀、數學模型等概念的東西。永恆客體是自然之中不流動的因素，當它們脫離現實事件之流時，只是一種抽象：組成一個抽象的世界，只有當他們進入事件之流組合起來，才能成為具體的顯相，也就是現實的實有或現實的機緣。於是現實實有或現實機緣代替了「事件」而成為構成世界終極的真實事物。在懷特海看來，永恆客體能否轉變成為現實又要接受現實統一體的限制，最終還要受到上帝的限制，「上帝是最終的限制，而且上帝的存在就是最終的非理性…他是具體實在的基礎…」由於永恆客體的相互作用，使所有永恆客體形成了一個統一的體系，由於上帝的選擇作用，永恆客體相互組合成「復合體」。這種復合體中的每一個永恆客體都是復合體的一部分，而且這個復合體又成為另一更高復合體的一個成分，這時，作為初次復合體就是那更高復合體的「衍生組成部分」。

由次，懷特海把宇宙看成是有層次有等級的體系，而永恆客體作為一般概念的體系則是宇宙的原型。現實世界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現實實有的生成變化，因此，現實實有也就是被創造物，它們也被稱作「現實機緣」。這就是懷特海的「過程哲學」。其基本要義是：最好不要把這個世界看成是單個物體的集合，而要看成是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世界並不是由物質構成的，而是由性質和關係組成的有機體構成的；有機體具有內在的聯系和結構，具有生命與活力，並處於不斷的演化和創造中，這種演化和創造就表現為過程。

正是由懷特海（以及柏格森等人）所確立的這種非確定性的、動態演化的自然觀念，強有力地促使當代的自然科學家們最終解構了自牛頓至愛因斯坦這三百年來一直占主導地位的確定性的宇宙觀念。普利高津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可確定的概率世界，生命和物質在這個世界里沿著時間方向不斷演化，確定性本身才是一種錯覺。」「對於懷特海而言，終極目標是調和恆常與變易，把存在構想為過程。在他看來，發源於17世紀的經典科學是一個誤置具體性的例子，此種具體性不能把創造性表達為大自然的基本屬性，『真實世界有其通向新鮮事物的時間通道的特性』。懷特海的真實世界概念顯然與任何確定性描述都不相容。」


一般系統論基本原理

系統哲學家詹奇看來，系統的結構長期以來主要被理解為其空間結構，然而重要的是與動力學相聯系的空間—時間結構的概念；這種空間—時間結構包含著系統功能，因而也包含著系統組織與環境的關係，並在這種相互作用過程中表現出一種自組織的協同原理。由於一般系統論強調的只是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強調它們的個別特質，於是詹奇將一般系統論的這種以強制的方式對事物進行解部的靜止觀導向一種動力觀。「時間維被加到了空間維之上。進化著的事物過程代替了無時間的事物結構，從而把進化著的事物過程，或者更確切地說，把事物的進化組織過程推到了最引人注目的地位。」他指出，在一切層次上，進化都包含了行動的自由，以及對無所不在的系統的相關性認識，即進化基本上是一種任務艱巨的、多方學習過程。詹奇由此表達一種動態思維方式—過程思維。這種思維不知道實在的對立面有任何非此即彼的分離，存在的只是對立雙方互相包含的互補。它也超越了對立面的辨證綜合，即超越了那種旨在使僵化的概念結構動起來的二元論思維的笨拙努力。
詹奇進一步指出：「站在一側岸上，觀望水流滾滾流去，這與理性的態度是吻合的。假如我們試圖在水流中駕駛我們的皮劃子，雨水流的種種力量相互作用，並且與兩岸保持適當的距離，那麼，我們采用了一種神話般的態度—我們與環繞我們的活力處於一種直接關係中，我們是在適當的層次與之打交道，於是我們卷入了並試圖去影響整個過程。但是假如我們想象我們就是水流，就像一組水分子，它們就是水流同時它們又是水流的一部分，那麼，我們就是正在經歷著一種進化的態度。」
總而言之，如果說非線性思維和有限預測構成了複雜系統探究方式的基本出發點，那麼關係思維、整體思維和過程思維則構成了進行具體考察的三種基本手段和方式。正由於我們的世界原本就是一種有機構成，系統中無數的非線性相互作用使之成為一個複雜的層級系統，要準確地描述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才使得任何社會生活中的事件的分析都不能孤立地進行，而必須用之以整體性思維，而那種機械地將事物孤立分解開來的還原論思維方式是無法擔當這一重任的。同時，傳統思維對事物的考察總是從某一實體性的事物出發的，但事實上，演化的單元並不是孤立的實體，而恰恰是由實體與環境要素所組成的一種組織模式，從而使得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必須以一種關係思維來進行分析和考察。「複雜性的方法要求我們在思維時永遠不要使概念封閉起來，要粉碎封閉的疆界，在被分割的東西之間重建聯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慮到特殊性、地點、時間，又永不忘記起整合作用的總體。它是趨向總體認識的張力，但同時又意識到矛盾性。」「多樣性的統一性的邏輯的複雜性要求我們既不要把「多」化為「一」，也不要把一化為多」這種複雜的推理原則包含著同時互補、競爭和對立的概念的聯合。此外，正由於世界是一個不斷演化的動態過程，因此我們必須堅持一種過程思維。
就象懷特海的過程哲學所認為的，物質的構成具有精神的特性，因此最好不要把這個世界看成是單個物體的集合，而要看成是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換言之，世界並不是由物質實體構成的，而是由性質和關係組成的有機體構成的；有機體具有機體具有內在的聯系和結構，具有生命與活動的能力，並處於不斷的演化和創造中，這種演化和創造就表現為過程。
這幾種思維方式在複雜性研究中缺一不可，應該密切配合、共同發揮作用。當我們具體考察一個複雜系統時，如果不對其中的諸種非線性關係進行分析，我們將無法把握這一複雜系統的整體；同時如果僅限於關係、整體的角度，而不從過程或者說動態的角度來考察的話，那依然是一種靜態的邏輯分析，而不能真正揭示這一複雜系統的演化性質等。當然，這並不是說靜態邏輯分析是可有可無的，恰恰相反，它構成了認識世界的基本途徑和手段。我們不能否認還原論思維方式所進行的細微分析的重要性，「因為這種研究不僅可以增強解釋和預言力量，而且其理論的邏輯簡明性與較強的解釋和預言力量都是我們需要的。因此，兩種描述和兩種分析應當是相到並存、相互補充的」。（李建會：《還原論、突現論與世界的統一性》，載《科學技術與辨證法》1995年（5））不過，這種靜態的、分析的邏輯思維，只有與動態的、系統整體觀結合起來，才具有認識的價值，並且，這種靜態的邏輯分析，本身就是對進行動態的考察服務的，因此對這種靜態思維的保留和承認，並不是像以往一樣，讓它們「獨當一面」或「自行其事」，而是與它們密切聯系、互補相關，共同應用於對現實世界問題的考察和認識。在耗散的生物學的、社會生物學的和社會文化的種種過程的動力學中，並不存在那種可能被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而是存在著一種動力的、演化著的問題解答。

早在1943年，奧地里科學家薛定諤先生既沒有用純粹的哲學想象，也沒有用傳統生物學方法，而是開創了把物理學和生物學綜合在一起去思考生命現象本質的新思路。他用原子間化學鍵的作用，解釋了生物大分子的穩定性；用生物大分子中有關元素空間排列解釋「遺傳密碼」；用熱力學第二定律與生物進化的矛盾性來提出「負熵」的概念，認為像活細胞這樣的有機體是依賴「負熵」為生的，1943年他一語道破了生命的本質，提出「生命的基本問題是信息問題」，這與「氣」的認識十分相似。